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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上篇

  《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句子:“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其实,启明与长庚都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金星的别名。金星是大行星中跟地球最接近的一颗,自东向西逆转。以金星运行轨道所处方位不同,人们将黄昏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长庚,将凌晨见于天际的金星称为启明。鲁迅不到一岁时,曾拜绍兴长庆寺龙师父为师,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做长庚,后来也偶尔用作笔名。说来也巧,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字,叫做启明。据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回忆,鲁迅的母亲曾对她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
  
  这种说法当然带有迷信色彩,但用“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比喻周氏兄弟的失和,则不失为一种形象的说法。
  
  鲁迅与周作人青少年时代“兄弟怡怡”的情景早为人们所熟知;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的业绩,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查阅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直到1923年上半年,他们还维持了兄弟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在八道湾一起生活,共同指导北京大学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餐品茗……当年6月,他们一起对日文《北京周报》发表了题为《“面子”与“门钱”》的谈话;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周作人”个人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至当年7月3日,兄弟俩还同去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买书购物。7月14日,《鲁迅日记》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这方面的记载。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7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后来“用剪刀剪去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周作人同年1月7日日记中,就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二、鲁迅当天日记毫无与家庭矛盾有关的内容。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这天晚上,淫雨霏霏,给八道湾院落增添了几分凄清。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风


  
  周作人(1924年在北京大学)
  
  举函,鲁迅函”的记载。鲁迅当天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当晚,“大雷雨”。原来“兄弟怡怡”的鲁迅和周作人从此决裂,恰如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描写的那样:“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由于鲁迅与周作人曾以“周氏兄弟”的合称蜚声“五四”文坛,他们的失和自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但是,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持“不辩解”的态度。他的借口是:“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至于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乔峰),正巧在当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这样一来,就更给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陆续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最早谈到此事的是郁达夫。1939年,郁达夫在《宇宙风乙刊》连载了《回忆鲁迅》一文。文中写道:“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1942年,曾经与鲁迅编辑过《莽原》周刊的荆有麟在《文艺生活》一卷五期发表《鲁迅眼中的敌与友》一文。文中说:“据先生讲:他与周作人翻脸,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有好些共同的朋友。即某人是鲁迅的朋友,也是周作人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姓名却只写一个,鲁迅,或者周作人,因为他们弟兄,本来居住在一块,随便哪一个收信,两人都会看到的。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而且是快信,封面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写来的。恰恰送信来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先生看是他们共同朋友写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将信拆看了,不料里面却是写的周作人一个,并没有与鲁迅有关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1947年,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书中《西三条胡同住屋》一章写道:“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1959年,许广平在撰写《鲁迅回忆录》一书时,专门安排了《所谓兄弟》一章,披露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1983年6月,周建人撰写了《鲁迅和周作人》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同年第四期,介绍了他两位兄长关系的始末。因后两种资料容易觅得,故不一一引述。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经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的问题,是经常被读者问起的问题,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显然并非是多余的事情。加之近年来,海外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议,甚至武断地认为此事“可能涉及鲁迅人性方面的弱点”,这就更有必要澄清事实真相,以消除一些人的误解。
  
  在对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种种回忆中,许寿裳跟郁达夫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鲁迅兄弟失和时,许寿裳曾以同门学友的身份从中调解,当然洞察内情。郁达夫提供的情况得之于张凤举,而张是八道湾的常客,跟鲁迅、周作人双方都过从甚密(仅《鲁迅日记》中,关于张凤举的记载就有近八十处)。在这场冲突中,周作人夫妇多次向他述及鲁迅的“罪状”,争取他成为“援兵”。所以张凤举对于这场纠葛的内幕,也是有所耳闻的。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三点:一、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双方的直接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至。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信中所谓“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就是诬蔑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无所知,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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