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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下篇

  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鲁迅寓所,是他创作《阿Q正传》的地方。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我们还可以提供三个旁证材料。 一、鲁迅有个笔名叫“宴之敖”,十分奇特。他本人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敖,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 女人逐出的。”可见鲁迅本人也认为他被“逐出”八道湾是羽太信子造成的。二、1924年6月11日,移居西三条新居的鲁迅重回八道湾“取书及什器”,跟周 作人夫妇发生一场剧烈冲突。鲁迅当天日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明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 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明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可见捏造鲁迅“罪状”的是羽太信子,周作人扮演的是“妇唱夫随”的角色,其内 容下流,故语多污秽。三、1964年6月,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收入了《鲁迅与周作人》一文。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主要 是征引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 住。”周作人收到了鲍耀明寄赠的这本书。他在同年10月17日致鲍耀明信中说:“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 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月30日致鲍耀明信说:“《五四文坛 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下笔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 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笔者认为,周作人基本肯定《五四文坛点滴》一书中对兄弟失和一事的说法,也就是从基本事实上肯定了 鲁迅日记的有关记载,肯定了许寿裳关于“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的说法。四、关于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的具体内容,当时跟鲁迅和周作人双 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先生曾经谈过。1975年,川岛先生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 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见鲁迅博物馆保存的章川岛谈话记录)基 本弄清了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起因,人们自然还会追问:“羽太信子为什么要凭空诬蔑鲁迅呢?”不同的知情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相同的。郁达夫的回忆 中已点明根子在经济问题。川岛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指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俞芳在追忆鲁迅母亲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时写道: “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 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 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 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建人在 《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也明确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鲁迅在教育部的 薪水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
  
   鲁迅曾经感叹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这里所说的“亲族”,不仅包括了周作人,而且包括了周作人的日本亲属。 为了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亲属,鲁迅毅然中辍了他的留学生活回国谋事。待周作人归国之后,鲁迅不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还要继续资 助周作人的岳父、岳母、妻弟、妻妹。1925年10月7日,在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之后,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久还在致鲁迅的信中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 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谊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可见鲁迅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的程度。在 鲁迅遗物中,保存了三册《家用账》,起于1923年8月2日,即鲁迅从八道湾移居砖塔胡同的第一日;止于1926年2月11日,共两年零六个月。据统 计,1923年8月至1924年2月,平均每月生活费为三十九元四角三分;1924年2月至1925年1月,平均每月生活费四十八元零六分;1925年2 月至1926年2月,平均每月生活费六十六元六角五分。从这个账目可以看出,鲁迅跟周作人失和之前,他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羽太信子挥霍了。毕生清苦的鲁迅 不满于羽太信子这种暴发户的作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料羽太信子不仅不听从鲁迅“花钱要有计划,也得想想将来”的规劝,反而恶意中伤,玷污鲁迅的人格。 无怪乎鲁迅与周作人闹翻之后,周老太太对人说:“你们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你们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不久,周老太太也愤然搬出八道 湾,跟他的长子一起生活了。


  
  由于受了种种诬蔑委屈,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大病了一场,但他“不喜欢多讲”,直至临终前一个月才写信告 诉自己的母亲(鲁迅1936年9月3日致母亲信)。对于羽太信子的凶悍,鲁迅十分愤慨;对于周作人的昏聩,鲁迅深表痛心。然而,自从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没 有公开对周作人进行过多的批评,反而时时默念着尚未泯灭的手足之情,唯恐周作人步入歧途。
  
  1925年10月,鲁迅用抒情诗的语言 写出了著名的小说《伤逝》。作品中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期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人格独立等新思潮所激荡的青年男女的典型,并不是影射比附现实生活 中任何人,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鲁迅选择“伤逝”二字作为篇名,的确蕴涵着他某种情感的瞬间波动。同年10月12日,也就是鲁迅写成《伤逝》的九天之前, 跟鲁迅关系极为密切的《京报副刊》刊载了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的一首短诗,译者“丙丁”(系周作人笔名),题目就叫《伤逝》,全文是: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冥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京报副刊》发表这首诗时,特意说明“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诗的右侧配了一幅比亚兹莱所作的插图:一个人举起右手,“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无怪乎周作人读了小说《伤逝》之后,会觉得这篇小说“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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