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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晁子天麒麟,结交未及仕——晁补之和苏轼初期的诗文交游

  苏轼作杭州通判三年,至少来过新城二三次。晁补之在初拜苏门的两年里,也常常相伴左右。关于苏轼当年往返新城的路线,今天的地方文史学者已考察出东、西两路。东路,走驿道经富阳入新城县境;西路,经临安折入葛溪古道,再入新城县境。即:杭州——临安——南新——万市——洞桥——三溪口——湘溪——湘主——谭山头——塔山——新城。苏轼是一个钟情于山水的人,因而他每次到新城巡县,常常是东路往而西路返,或者是西路往而东路返,而且从不匆忙过往。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往返于葛溪古道,并常常驻足吟诗。著名诗作《新城道中》二首,就是描写葛溪古道的山野景色。
  
  由于晁补之已经拜在苏轼门下,因此,苏轼往来杭州和新城,自然与晁补之多有过从。在“苏门四学士”中,苏轼与晁补之也是最早开始交游及诗歌唱和。有一次,苏轼游新城塔山的时候,兴致勃发,于醉中作《塔山对雨图》,晁补之为之题下了《塔山对雨》二首:
  
  竹枝草履步苍苔,山上孤亭四牖开。
  
  烟雨蒙蒙溪又急,小篷时转碧滩来。
  
  山外圆天一镜开,山头云起似浮埃。
  
  松吟竹舞水纹乱,坐见溪南风雨来。
  
  苏轼在新城作《南新道中二首》,晁补之于是便和作两首:
  
  山园芙容开,寂莫岁云晚。
  
  公来无与同,念我百里远。
  
  寒飙吟空林,白日下重巘。
  
  兴尽还独归,挑灯古囊满。
  
  读公栖鸦诗,岁月伤晼晚。
  
  公胡不念世,蜡屐行避远。
  
  羁鸟翔别林,归云抱孤巘。
  
  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
  
  ——《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二首》
  
  晁补之的诗里写道:山园中的芙蓉花开了,然而它却开在寂寞的深秋。在这样的时候,苏公独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慰藉我的思念。我们在木叶尽落、寒风呼啸的山林中吟诗,静静地看着苍白的落日走下山巅。在诗兴阑珊的时候,他又独自归去,陪伴他的只有满囊的书卷以及孤馆的青灯。在第二首诗里,晁补之感叹苏轼不能用世,只能像陶渊明那样遁迹山林,而自己却没有古人的高逸之气,经世之才,难以追陪高士,只能徒然叹息。应该说,虽然此时的晁补之刚刚步入成年,但他对苏轼当时落寞的心绪,复杂的情感,还是能够相通和体认的。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晁端友除著作佐郎,应诏赴京师,于是晁补之和他的父亲晁端友踏上了北还之路。这年四月,苏轼也有密州之命,但他盘桓到秋天才离开杭州。新城县西四十里有陈氏园,为唐末睦州刺史陈晟故里及墓园。北宋熙宁年间,此处尚有绿草青山、古墓方塘,可供后人凭吊。苏轼每来新城,总是在此流连,而且总有晁补之伴随。这年秋天,苏轼又来到陈氏园中,只见荒塘落木,满目萧瑟。和他一起吟诗的青年俊才,也飘然而去。想起晁补之当时的诗作,他有些失落和伤感,于是,他和作了一首《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
  
  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
  
  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
  
  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圃,虽然在寂寞的黄昏还有幽花独放,只是很少有人前来观赏它。因为这座山城本来就十分穷僻,更何况这座废园离城还有很远的山路呢。可我到这里来做什么?是为了漫步荒园,感慨世事沧桑?还是为了一洗凡尘,看看高天上的流云?苏轼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只是再也见不到那个苦吟的诗人了,因此,清樽注酒,为谁而满,又为谁而饮呢?
  
  苏轼对晁补之的欣赏源于他的文学才能,但更多的是情感和志向上的“类己”,这从以后晁补之在文学创作上步趋苏轼,人生观也深受其影响中就可以看出。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曾写过一组《和陶渊明饮酒》诗,其中一首就说:
  
  晁子天麒麟,结交未及仕。
  
  高才固难及,雅志或类已。
  
  各怀伯业能,共有丘明耻。
  
  歌呼时就君,指我醉乡里。
  
  吴公门下客,贾谊独见纪。
  
  请作鵩鸟赋,我亦得坎止。
  
  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
  
  晁补之与苏轼在杭州和新城结下了最初的友谊,在“四学士”中也最早得到了苏轼的指点和教育。李昭玘《乐静集》载:“友人晁补之自新城侍亲归,云:‘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由此可见,晁补之奉师的态度是虔诚的,而苏轼对晁补之的教诲也是谆谆不倦的。在李昭玘的《乐静集》中还记载:“(补之)尝曰:‘此文苏公谓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苏公以为然者也。’”(卷十《上眉阳先生》)从中可以看出晁补之散文与苏轼散文的深刻渊源。其实,在晁补之还未拜在苏门之前,晁补之早期所作的《上苏公书》、《再见苏公书》就有意仿效苏文笔法,纵横驰骋,才气俊逸。但此时两人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无法相比,所以,总的来说,晁文艰深而苏文平易,两人在文风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同时也说明晁补之对苏轼文章的学习主要不在语言方面,而是在章法结构方面。晁补之在《再见苏公书》中评价苏轼文章为“千变万态,不可殚极,而要萦纡曲折,卒贯于理”,准确地说明了苏文艺术的特点,这也正是晁补之认同和学习的地方。而从实际结果来看,在苏轼的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晁补之的散文在结构上也颇得苏文“萦纡曲折”之妙。
  
  晁补之能扬名北宋文坛,厕身“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之中,虽然与其天分、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苏轼于晁补之年轻时的赞赏和奖掖,无疑是晁补之进入文坛的一个重要媒介。不过,在杭州的这几年,仅仅是晁补之与苏轼交往的序幕,从此,在慢慢人生途中,晁补之在文学和政治上都和苏轼紧密地连在一起,苦乐由之,祸福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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