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评价与左宗棠的关系是“周旋三十年”（三十年无非是一个虚数，不能当真）。左宗棠在骆秉章处做幕宾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处做幕宾。只不过，那时的李鸿章是籍籍无名的幕宾，而左宗棠已是幕宾之首，又是长辈。李鸿章与左宗棠相见之时，我们可以想象以李鸿章的品性其言辞是何样。然而，时过境迁，二人都成为巡抚之后，李鸿章凭借上海的有利地位，迅速将淮军增加到七万之众，而左宗棠的楚军不过两万多人。而这时，李鸿章的口气就已经变了。
　　
　　对于自己为何去攻打浙东，并以浙东各级官吏的上司名义任免官职、收税，并截留海关给浙江的军费等行为，他的解释是：要想保护江苏、上海，必须要攻打常州、嘉兴等地，并对孙铭锵说“殊非常情”，很显然，他是在讥讽左宗棠不仁，没有平常人都有的心胸。
　　
　　这时，二人的矛盾尚未尽人皆知。等到了剿杀捻军、刘铭传进驻陕西（1870年4月）之后，二人的矛盾愈发深厚，直到李鸿章提出七项建议后便与左宗棠发生了直接且剧烈的冲突。许多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其实，正确的叫法不如叫单一海防与海陆并重的争论。
　　
　　既然，左宗棠从来没有反对过加强海防，并在福州建立了船厂、筹建了海军方面的学堂，那么，怎么能够说左宗棠是塞防论的代表呢？海防与塞防是相对的，和李鸿章对阵的应该是只强调加强塞防的那些督抚们，而不是持海防塞防并重的左宗棠。
　　
　　左宗棠的并重论的主旨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海防与塞防进行排定。在新疆被分裂出去已经成为现实的状况下，为了保证北部、西部边关的稳定，海防必须退后。也就是说，即使西征真的耽误了海防那也没办法。即使是今天，谁为了加强海疆而自愿放弃陆疆，我想全国人民也同样没有几个人会答应。
　　
　　海防与塞防的争论背后，其实并没有以前观点所说的“湘淮两集团”、“爱国者与汉奸”等争论。因为，左宗棠和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虽然一个清廉一个贪污，但他们希望国家强盛的心是一样的。二人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冲突，其背后还有着更重要的不同—两条路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