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纷争点就是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路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路上之敌同样危险。晚清时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是沙俄，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林则徐认为“防俄宜先”。
　　
　　穆曾李一派则处于模糊状态，穆彰阿时期与穆彰阿同属阵营的琦善等人并未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因此，主张联俄抗日，为了抗日可以放弃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求和沙俄和好。李鸿章认定日本将会成为大敌的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
　　
　　要知道主要敌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既要重视当前的敌人，又要关注未来的敌人，而要以当前的为主要关注对象。因此，我完全赞同左宗棠海防陆防并重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主要敌人的观点。如果某甲是未来的敌人，某乙是现在的敌人，你只关注某甲，而某乙却在现在就把你干趴下了，何论未来？
　　
　　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和日本都要关注，谁是第一敌人要看当时的形势而定：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必须要用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修造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沙俄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领土上，这是它与欧美列强大大不同的地方。欧美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领土欲望表现得并不强烈，它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业上（中部东部）。然而，这并非欧美列强仁慈，反而是因为中国的与众不同。要知道，英法在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国实行殖民统治。但当英法等国与中国民众、文化接触之后，他们迅速得出结论：中国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这在于中国是有着四五千年文化延续的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因为英法等国都不能独自吞并中国，所以采用了各个击破逐步蚕食的方式。利用经济为武器，逐步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进行区隔，从而让某个地方无论政权还是地方精英都西化，这样逐步渗入之后，再进行殖民蚕食。这主要是针对中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中央政权管辖力度小的地方，除了上述政策外，就是直接采用政治区隔。例如英国对于西藏的垂涎就是政治区隔，法国对于云贵两广的垂涎则是先经济区隔后政治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