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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韩少功——道是词典还小说

  在韩少功的引人注目的新作《马桥词典》中,他说:“动笔写这本书以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见词条“枫鬼”)单是这一宣言也算得上惊天动地。例如,我作为一个写了四十多年小说的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写过和想过。我未免有些惋惜。我想到过将一些有趣的或可爱可怜的人物写出来,想到过写人们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想到过写人的内心体验,写人的激情和智慧、恶毒和愚蠢、直觉、意识流、瞬间感受,写时间与空间的形象,写人间的特别是我国的沧桑沉浮,而这种沧桑沉浮的背后自然是、无法不是一些政治风云政治事件。我也曾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熟语,我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个人,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成功。
  
  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为“每一件东西”立传。倒不是由于韩少功接着论述的意义传统与主线霸权,(这一段发挥远不如起初的宣言精彩,反而有一种用新的所谓意义同格与纷纭网络观念规范自己的味儿,一种从传统的观念性的画地为牢变成自己的无边的画地为牢的味儿。对于小说艺术来说,有边与无边的观念当然低于小说本体。强调意义的同格其真理性未必会大于意义的绝不同格)更难能可贵的是韩少功的无所不包的视野。这是一种将小说逼近宇宙的努力,这里似乎还有一点格物致知的功夫,所以确是野心勃勃。这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气象。因为“每一件东西”虽非一定是意义同格的,却都可能是小说性的——这也叫天生我材(包括人才和物质的材即材料)必有用。比如“江”,比如“枫鬼”(树),比如“豺猛子”(鱼),比如“满天红”(灯),比如“黄皮”(狗),比如“黑相公”(野猪后转义为人的绰号),比如“清明雨”……这着实令人欢呼,天上地下,东西南北,阴阳五行,“春城”无处不飞小说,处处物物无不是小说的契机、小说的因子。我们多少次与它们失之交臂,只是由于我们的闭塞与狭隘。如果我们有韩少功的这个视野和气魄,也许我们的文学风景会敞亮得多,我们的头脑会敞亮得多。


  
  韩少功的宣言石破天惊。他的每一件东西的切入点是他们的“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名就是万物。长篇小说居然以词典的形式、以词条及其解释的形式结构,令人耳目一新,令人赞叹作者的创造魄力,令人佩服作者把他的长于理性思考的特点干脆运用到了极致。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单单是形式上的创举带有一次性的性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之后,无论是别人还是他自己,大概难以再写第二部词典状的长篇小说了。再说毕竟在韩以前已经有外国人与中国人用类似的方法结构过较小的文章,包括韩喜爱的昆德拉,还有在《小说界》上紧随其后的蒋子丹的关于韩少功的文章,都用了准字典式。韩少功的新作的可贵处在于他的角度:语言,命名,文化,生活在语言、命名、文化中的人与物。这就比单纯强烈的意识形态思考更宽泛更能以涵盖也更加稳定,更富有普遍性与永久性了。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近百年的中国人的命运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的,近百年的中国人的命运主宰之神,差不多就是政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乃大谈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然而,这只能说是一种可悲的褊狭。文化的内涵包括人类的所有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民俗、生活方式、信仰,特别是语言文字,它的内涵比意识形态要宽泛和稳定得多。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语言,语言里包容着那么多文化观念、习惯规范、集体无意识,以至西方有论者认为人类并不是语言的主宰,恰恰相反,语言才是人类的主宰。他们认为语言才是人类的上帝或者恶魔,是人类的异化的最根本的来源。韩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阐发,独辟蹊径,很透彻很发人深省也多少有些骇人听闻。这种论点来自已经不十分新鲜的西方语言学新理论。韩书使这种理论与马桥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倒也有新意。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它有点因果倒置,危言耸听,深刻与片面都十分了得。例如韩书中关于无名与女权的议论,它是有趣的却不是绝对的和一定经得住推敲的。中国乃至人类文化传统对自己特别敬畏的东西也是不敢命名的,如称上帝为“他”,称领袖为“老人家”,称总经理总工程师为“总儿”,称高官为“座”。避“讳”,是一种共有的同时又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再如韩书中议论中国人善于给吃的行为的方方面面命名而不善于给性行为命名,留下了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黑洞,甚至以“云雨”为不善命名的例子。这值得深思,却也难以令人全部信服。不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民间文学,对于性事所使用的词汇之丰富,恐怕是难以否定的,隐蔽一些的名词,如云雨,如狎(《聊斋》上喜用这个词,而有些译本将“与之狎”译之为“与她性交”,令人难受),如欢或男欢女爱,如鱼水,如破瓜,如胶漆,如春情,如恩爱,如生米成了熟饭,如周立波激赏过的“作一个吕字”……尤其是云雨,怎么能说“云雨”是语言的贫乏而不是语言的丰富和美丽呢?这些含蓄的词恐怕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性事的乐趣与美丽。何况中国也有大量的涉性的直露、野性乃至粗暴的语词,为了清洁和不污染,这里就不列举了。


  
  上一段可能暴露了我的“好辩”的毛病。但我无意与韩老弟故意抬杠以自我显摆与多赚稿费。韩书从语言的文化的角度切入给人以登高望远气象恢宏的感觉。选择词典形式,读者感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小说角度的拓展,是近百年政治斗争掀起的风浪后面或下面还有一条文化的大江大河在不息地奔腾流泻。少功前些年主张过“寻根”,也许历史的根或根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以语词为代表的文化里?我愈来愈相信汉语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但不是主宰)。历史与自然创造着文化,而文化(包括异域与异质文化)与自然也创造着历史。也许把政治的风云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大根系里摹写会让人更不被偏见所囿限,反而更得到某些启发?例如在“民主仓”词条里,那种对于“民主”的解释,能不令人大惊失色,然后反省再三吗?
  
  例如在“乡气”词条中作者叙述的外乡人希大杆子的故事。看来,希某人懂一点现代科学医学,救死扶伤,为马桥人做过不少好事。马桥人称这样的人为乡气实乃语词的颠倒。语词的颠倒反映了(不是主宰了)观念的乃至文化的颠倒,类似的颠倒还有“醒”“科学”等一大堆词。韩书的一大任务似乎是着意发掘与揭示这种颠倒,这是一种取笑,更是普泛的反思,不是光让自己不喜欢的人动不动反思而自己永远正确。令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希大杆子,终于还是受到了马桥人的拒斥。土改中,农民硬是坚决要把他揪出来清除出去,工作组不这么办硬是不行。这值得好好想一想。这样以文化解释某些政治事件,就比以政治解释政治以褊狭解释褊狭以情绪解释情绪以成见解释成见更能给人以启发——不仅是结论上的不同,而且是方法论上的拓展。


  
  《马桥词典》里其实也不乏政治事件,但是它的好处是作者并非完全着意于以政治来发抒政治见解,无意反左反右,歌颂先进或暴露落后,无意在没有获得足够的认知以前急于进行价值判断乃至道德煽情。显然作品里也不乏尖锐的嘲讽与深沉的同情,但那嘲讽与同情后边都有一份理解和宽容。作者的立意在于将政治沧桑作为文化生活的源远流长与偶尔变异的表现之一来写。它显得更从容也更客观,更理性也更具有一种好学深思的魅力。这也区分了韩书与其他一些以煽情或黑色幽默为特点、或者是以“隔”(想象的与狂放的)与涂抹的主观随意性为特点的写百年农村或当代农村的书——这一类的书已经有很多很多,它们也有各自的长处。与之相比,韩书显得更加知识气学理气却也老乡气泥土气。乃至于,我要说是写得尖刻而不失厚道,优越却又亲切善意。这个度很好很妙。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我们或者可以说韩书的思考成果,有可能使人们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对自己的历史国情的认识加深那么一些些,哪怕在某些具体判断上我们与作者不相一致也罢。
  
  令人叫绝的语言感觉与语言想象直至语言臆测比比皆是,到处闪光。例如关于“江”——韩少功对于一条河的感觉使你如临川上。关于“嬲”——好可爱的发音,它也许可以改变国人的男权中心的丑陋下流的性观念:把性看成男人糟蹋女人发泄兽性而不是男女的进入审美境界的交欢快乐。关于“散发”——看来马桥人早已有了“耗散结构”的发现——一笑。关于“流逝”——我甚至于觉得北京人也说“liushi”,但肯定是“溜势”,以形容“马上”“立即”,而不会是韩少功代拟的“流逝”的知识分子的酸腔。关于“肯”——其实河北省人也说“肯”,如说这孩子不肯长,或者这锅包子不肯熟之类,可惜鄙人没有像少功那样体贴入微地去体察和遐想它。比如说“贱”——不用“健”而用“贱”来表达身体健康,这里有少功的独特发现,有少功的幽默感,说不定还有韩某的一点手脚——叫做小说家言。换一个古古板板的作者,他一定会在写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虎都不吃不咬的时候用“贱”,而写到健康的时候用“健”。但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了此词条的许多趣味、自嘲和感触。

  
  语言特别是文字,对于作家来说是活生生的东西。它有声音,有调门,有语气口气,有形体,有相貌,有暗示,乃至还有性格有生命有冲动有滋味。语言文字在作家面前,宛如一个原子反应堆,它正在释放出巨大的有时是可畏的有时是迷人醉人的能量。正是这样一个反应堆,吸引了多少语言艺术家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它的高温高压的反应过程里。它唤起的不仅有本义,也有反义转义联想推论直至幻觉和欲望,再直至迷乱、狂欢和疯狂。例如我曾著文提到过,老舍先生讲他不懂什么叫做“潺潺”;但是我似乎懂了:问题不在于“潺潺”本身的含义,对于我来说,“潺潺”的说服力在于字形中放在一堆的六个“子”字,它们使我立即想起了流水上的丝绉般的波纹。从上小学,我一读到“潺潺”二字就恍如看到了水波。我的解释可能令真正的文字学家发噱,但是如果对语言文字连这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又如何能咬一辈子文嚼一辈子字,如何会“为人性僻耽佳句”呢?再如饕餮,幼时很久很久我未能正确地读出这两个字的音,但是一看这两个字我就感到了那种如狼似虎的吞咽贪婪。我们还可以举“很”“极其”“最”这样的程度副词做例子:从语法上说,“我爱你”“我很爱你”“我极其爱你”与“我最最爱你”是递进关系,而任何一个作家大概都会知道“我爱你”才是最爱。爱伦堡早就举过类似的例子,这并不是王某的发现。至于最红最红最红……则决不是红的最高级形容而是一种疯狂,这也不能用语法学词义学解释。再比如“我走了”三个字,这是极简单极普通的一个完整例句,语言学对它再无别的解释。但是王某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十分偏爱这句话。一男一女分手时如果男的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表现的是无限体贴和依恋、珍重,深情却又不敢造次。如果是女的说了这句话,我甚至于会感到幽怨和惆怅,也许还有永别的意思。紧接着“我走了”,可能是急转直下的拥抱与热吻,也可能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遗憾。当然,富有考证的过硬本领的语言学家不可能认同这种过度的发挥。他们见到这种发挥只能愤慨于小说家的信口开河与不学无术。那么作家们又该怎么想呢?

  
  同样,少功此书的“语言学”在不乏特异的光彩的同时(特别是在挖掘方言方面),容或有自出心裁捕风捉影以意为之之处。但我们最好不要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去进行考究。如果那样,倒有点上了作者的当的味道。作者就是要有意地把它包装成一部真正的词典,连“编者按”都说什么本是按词条首字笔画多少为顺序编选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作者的招子。所以我说的是对语言的感觉与想象、臆测,而感觉想象云云,是相当主观的,是充满灵气却又不能完全排除随意性的,遇到考据式的语言学家的商榷反驳,那是难以沟通的。当真把它作为语言学著作来解读,大概也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其三”。虽然我不否认韩书有语言学内容。
  
  那么为什么韩书要将小说当词典来写呢?第一这是一种解构,是对于传统的小说结构的消解,不仅是创新、刺激,是避开了长篇小说结构的难题,更是对于传统线性因果论决定论的一种破除,是一种更富有包容性的文化观与历史观的实现。第二是一种建设,作者与其他小说家或文学家的一大区别在于他的思辨兴趣与理论造诣,而用词典的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之扬长避短,尽才尽意,叫做有所发明有所贡献。第三是一种开拓,这来自如他自叙的那种野心:词典云云,果然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大气。第四也是一种巧妙,这种形式有利于保持雍容自若,而非心焦气促。还有第五第六,少功一石多鸟。当然,语言学者从中发现语言学,小说作者从中感受小说,民俗学社会学者从中寻找真的与虚构的民俗,评论家从中共鸣或质疑于韩氏社会评论与文艺评论,这只能说是小说的成就,是韩书具有大信息量的表现。

  
  而我的视点来到了小说上,来到了语言后边的故事上。比起议论来,我相信韩书的故事更富有原创性。书里的精彩的故事如此众多如此沁人心脾或感人肺腑,使我感到与其说是韩书舍弃了故事不如说是集锦了故事,亦即把单线条的故事变成了多线条的故事集锦。铁香的爱情罗曼史,本身就够一部惊天动地的传奇长篇。希大杆子的遭遇,奇特强烈,内涵丰富,令人嗟叹,复令人深思。韩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急于通过这些故事告诉你什么,如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少功的叙述十分立体,不求立意而含意自在。韩书横看成岭侧成峰,足见其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的过人之处。再如被人割去了“龙根”的万玉的故事,曲折跌宕,寓“雅”于(通)“俗”。人们自然会因之想起文艺问题艺术良心问题之类,但又更突出了普通人的悲喜剧。(貌似)无意为之给人的启示常常超过着意为之,文学常常是“吃力不讨好”这一俚语的证明。万玉的故事说不定令我们的一些同行愧死。在这些故事当中,流露着作者对普通劳动人的爱恋与对于人生的肯定,即使到处仍有愚昧野蛮荒谬残忍隔膜也罢。韩书丝毫没有避开生活中那令人痛苦的一面,但全书仍然洋溢着一种宽容和理解,一种明智的乐观,一种中国式的怨而不怒乃至乐天知命与和光同尘。它令人想起斯宾诺沙的名言:“对于这个世界,不哭,不笑,而要理解。”它也使我想起我自造的一句话:“智慧是一种美。”
  
  韩书的结构令我想起《儒林外史》。它把许多个各自独立却又味道一致的故事编到一起。他的这种小说结构艺术,战略上是藐视传统的——他居然把小说写成了词典;战术上却又是重视传统的,因为他的许多词条都写得极富故事性,趣味盎然,富有人间性、烟火气,不回避食色性也,乃至带几分刺激和悬念。他的小说的形式虽然吓人,其实蛮好读的。读完全书我们会感到,与其说作者在此书里搞了现代法兰西式反小说反故事颠覆阅读,不如说是他采取了一种东方式的中庸、平衡、韩少功式的少年老成与恰到佳处。
  
  当然,世间万物有得有失,此得彼失,作家的创作的思想性思考性理念价值,毕竟与纯学术性的学理性的著作所追求者不同。韩书的议论虽然多有精彩,但有些说法失之一般,如关于潜意识之论。又有些说法可能失之轻易,更有些说法给人以舶来引入转手时鲜之感。韩书的一些故事也因简略而使人不无遗憾。如果他更多一点艺术感觉与艺术生发多好!但也许那样又不是这一个韩少功这一个马桥了。即使如此,即使以一种挑剔的苛刻加潜意识中的嫉妒的眼光来衡量,韩书仍然是1996年小说创作上的一大奇葩,可喜可贺,可圈可点。我们理应给以更多的注意探讨。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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