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块儿含在嘴里是甜的，辣椒含在嘴里是辣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废话说起来也是真理，掰开揉碎，仍然离不开磨掉牙的常识。糖块儿和辣椒的滋味不一样，虽然说到甜辣，甘蔗不是糖块儿，白酒也不是辣椒，甜辣之中有区别，味道只有去品尝。
　　
　　且不说食品，人生的一世借用酸甜苦辣。“忆苦思甜”变为社会倡导，大行其道。我并不乐观，也不悲观，暂且说说自己的经历，毕竟那是经验教训。
　　
　　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有所作为，前途无限，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曾当过少年先锋队员，那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属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岁月沧桑，不是少年了，摘下了红领巾。到了初中时节，本想申请加入共青团，填了志愿书。
　　
　　湾子中学团委书记对我说：“经过外调，你的祖父身份有问题，入团不能批准啊！”
　　
　　无疑这是当头一棒，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坎坷。
　　
　　所谓我的爷爷身份有问题，在于旧社会中他曾经当过伪保长。有树之根，有水之源，有了根源，便是人生的基础。为此，前途受到了牵连。课文里中有“株连九族”的话，我曾向老师问“九族”指什么？老师说，“九族”就是从往上推到父亲、祖父、曾祖和高祖四代，往下推到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四代，连同自己。”哦，血缘相关，延续了几千年的脉络。
　　
　　新中国不是旧社会，虽然不株连九族，却联系到两族。指祖父、父亲，在社会关系上，还有外祖父、舅父、姨夫和姑父，甚至联系到岳父和小舅子。这种关系涉及到政治的审查，决定前途。
　　
　　我回乡务农，年龄大了，入团过时了。农村与学校不同，入党也许还有转机。瞻望前景，鼓起勇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天明看了，竟然摇了摇头：“永文啊，你的申请书白写了。”
　　
　　我问：“怎么是白写？”
　　
　　吴天明说：“因为你的社会关系不合格，入党绝对要挡在门外。”
　　
　　如此说来，我要经过三个门槛。第一个门槛是少先队，第二个门槛是共青团，第三个门槛是共产党。我迈过了第一个门槛，第二个门槛迈不进去，第三个门槛又太高，白眼热。
　　
　　太阳在白天移动，月亮在夜里移动，马蹄表的秒针也没有停止。我的命运如何运转？前途如何？总比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强得多啊！正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母亲说：“你到20岁了，要搞对象了。”
　　
　　我并不着急，应付说：“等几年再说吧。”
　　
　　母亲说：“成家立业是规矩。昨天，我委托你贵福二婶张罗张罗。你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我不操心谁操心？”
　　
　　母亲既然这样说，我也不便拒绝，就说：“我也得选择选择，不能放在碗里就是菜。”
　　
　　“白菜、韭菜都是菜，别挑三拣四的。”母亲说。
　　
　　母亲的心意我理解，也不能顶撞，只好随遇而安，说：“听妈的来说算吧。”
　　
　　《三字经》说“昔孟母，择邻处”，我只能改为“今吴母，要做主”，意思是几天之内，就有了行动。
　　
　　第一次对象，对方是赵家坨的人，叫赵彩凤。
　　
　　我们见面了，知道她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不低。尤其她长得俊俏，苗苗条条细身材，忽闪忽闪大眼睛，正如评剧《花为媒》中描绘的张五可所唱“她的鼻梁骨儿高，相称着樱桃小口、牙似玉、唇如珠、它不薄又不厚。”以此说来，赵彩凤应该是美人，可谓风姿卓然。
　　
　　我问了关键的因素：“你家的成分呢？”
　　
　　赵彩凤咬了咬嘴唇，低着头说：“是富农。”
　　
　　哦，原来是富农啊！莫说是农村姑娘，即便是天上的七仙女也不成。我必须拒绝，婉转地说：“先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
　　
　　第二次对象，对方是疙瘩村的人，叫杨秀丽。
　　
　　我们也见面了。她上了三年小学，为了帮母亲照看小弟弟，只好退学了。说到模样，她长相一般，是窝瓜脸，脸上还有雀斑。性格虽然朴实敦厚，没有特色，算是一般化。
　　
　　我也问了一句话；“你家的成分呢？”
　　
　　杨秀丽说：“贫农。我爸爸还是村里的贫协主席呢。”
　　
　　凭着她的一句话，政治第一，决定着终身大事。我大为赞赏，表态同意了。
　　
　　为什么不娶赵彩凤，娶了杨秀丽，道理很明显，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环境里，家庭成分是试金石。从阶级觉悟说，起码要首先分清敌我，立场坚定。赵彩凤的父亲是富农分子，杨秀丽的父亲是大队贫协主席。阶级观念是链接婚姻的关节，乃是婚姻的出发点。
　　
　　从长计议，不仅是个人，也有对后代的影响。如果生了儿子或闺女，与前途有关。孩子茁壮成长，环境决定命运。众所周知，如果他们想入团和入党，必须填写社会关系。假如娶了赵彩凤，孩子的姥爷是富农分子，她的舅舅也是“可以教育好子女”，能有什么前途？正如评剧《花为媒》的媒婆阮妈说过，拿着煤球当元宵，烂柿子楞说大蜜桃，拿着凤凰当燕雀，拿着棒子面的饽饽当做枣切糕，坐井观天他的见识小，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假如娶了杨秀丽，家红根正，生了的孩子本质好，姥家是贫下中农，姥爷还是贫协主席，正如《红灯记》所唱：“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正因为戏剧的熏陶，我终于成家了。
　　
　　结婚典礼上，我和杨秀丽手拿《毛主席语录》，说了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这是文革期间的典礼程序，提高了思想觉悟。
　　
　　革命夫妻不是“一见钟情”，那个成语纯粹是扯淡。我为谁钟情？谁为我钟情？来自是模样还是来自性格。从电影上，我看到了刘巧儿、李双双、还看到了江水英，诸位这种人如果当媳妇最合适了。恐怕痴人说梦，永远达不到。我浮想翩翩，研究了三年也没有结论。
　　
　　回忆过去，总结经验，没有万全之策。我看过连环画，有一本《三十六计》。其中的“抛砖引玉”也好，“以逸待劳”也好，甚至是“浑水摸鱼”、“打草惊蛇”、“顺手牵羊”、“指桑骂槐”，都不能落实。人生在世，若高若低不一样，论高，最好达到高明、高大、高潮、高兴……，反过来，低三下四、低声下气、低头认罪都让人瞧不起。
　　
　　从婚姻上说，旧社会可以是三妻四妾，新中国是一夫一妻制。我有了秀丽，就算有了家庭组合。
　　
　　上级说，农业是第一线，社员们的职责是种地干活。我说，农业是最后线，社员们的干活是吃饭。
　　
　　干活歇息的时候叫“吃烟儿”，坐在地头抽烟唠嗑。贾贵福说：“不受冻挨饿，能有口饭吃就行了。”孙老茂说：“有吃有穿，用不着低头猫腰受批斗就算平安。生产队长贾子龙提高了层次，说：“标准太低了，到了共产主义，才有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孙老茂所说的“能有口饭吃”，含义是起码的标准，生存的根本；贾子龙所说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含义是家里按上了电灯，使用了电话，房子不是茅草房，而是有了上楼和下楼。
　　
　　我有我的追求，说：“到了共产主义，家家还能有三转一响呢。”
　　
　　谁都明白，所谓“三转一响”，也叫“四大件”，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手表的秒针转，自行车的轱辘转，缝纫机的扳轮转，收音机能发音即算响。
　　
　　贾贵福说：“差不离。那就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了。”
　　
　　孙老茂苦笑着说：“我不是三转一响，而是一转一响。”
　　
　　“咋是一转一响？”贾子龙问。
　　
　　孙老茂说：“耪地到地头，再耪一条垅，就要一转身。这时候放了一个屁，就是一响了。”
　　
　　大伙儿笑了，读报纸不爱听，瞎扯才有趣味。
　　
　　回到家里，就是吃饭睡觉。我和秀丽的关系，增加了秀丽的负担。瞒不过人的眼睛，她的肚子像一口锅。毫无疑问，是怀孕了。
　　
　　夜里，天气燥热，秀丽赤身裸体，我的冲动被压制，光看不能干。不必说明白，应该注意检点。
　　
　　我卷了一根烟，节约火柴，既抽烟，又点灯。油灯亮着，费灯油。灯烟冒着，钻进鼻子眼儿里，鼻涕也被熏黑了。随后，“卟”地一口气，把油灯吹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