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苍是颜色的标示，也是一种借代。我说历史是青色的，而土地是苍黄的。
　　
　　颜色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物理现象，《说文解字》里说：“颜，眉之间也；色，颜之气也。”段玉裁的注解是：“凡羞愧喜忧谓之颜色”，因为“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最初“颜色”指的是面色，到了唐朝，“颜色”才有了指自然界色彩的含义。比如唐朝诗人杜甫在诗作《花底》中写道：“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
　　
　　后来颜色被别人附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红。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种正面的修辞和建构乌托邦的核心用料，其实人们最初对红的识辨主要来自自然之火与人畜之血。无论是火还是血，那对初民都是灾难而非福祉。在人们尚未学会取火用火的年代，森林和草原的燃烧会夺走人的性命，流血则意味着死亡的降临，所以红从伊始就是人类素不喜的颜色。至今，西方一些国家还是对红色充满恐惧，视红为不祥，比如霍桑《红字》里的红，那是一种耻辱。火红的赤练蛇定是有毒的，火红的蘑菇亦然。人类不喜红色，动物牛见到红也一样会发怒。古人知道动物惧怕红的习性，就把石器蘸上动物的血来对付动物，增加魔力和恐吓。俄国十月革命用红色来威慑俄国的对手和反对派，从此，红色在俄国、中国大行其道而有了特殊的意蕴，成为一种图腾。帕慕克有一本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那里红是世俗幸福的颜色，红是生命和欲望的颜色，红也与调皮的情欲相伴随，同时红色还象征了生命的终结。
　　
　　在我们的叙事系统，红的颜色成了一种温暖和爱，它也成了抵抗黑暗和苍白的象征，黑与白属于地狱、魔鬼，和病态。红与太阳结盟，它变成了照耀我们眼珠和灵魂的东西，我们随口就能哼唱民歌：东方红，太阳升！
　　
　　在中国，传统的五色体系把黑、赤、青、白、黄视为正色，红在古代的历史叙事中是缺失的，“天地玄黄”，古人感觉到的是黑色与黄色，
　　
　　老子守护的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一种阴性的守望，其实汗青也是一种偏于阴性的颜色，后人把汗青当做一种历史的崇拜和文字的崇拜，最后变成了一种殉道的追求。在古代，黄是中心色，象征大地的颜色。有“黄生阴阳”的说法，把黄色供为彩色之主，居于诸色之上。太极图就是以黑白表示阴阳合一。
　　
　　我知道，在现代，尘土是世间最卑微的东西，但无数尘土的集合成了最本真的基础和基数，汗青的崇高只有建立在苍黄的尘土上，才是价值的所在。
　　
　　黄是大地、皮肤共秋天的收获一色。黄壤，每次写乡土的文字，总是这两个字萦回心底。我常想，我们历史的源头曾有这么一幕，一个老农坐在农耕社会的起点，用黄色的土块敲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与我哉。”有人说击壤是一种游戏，壤是用木头做的，前面宽后面尖，阔约三寸，形状就像一只鞋子一样。玩的时候，先把一只壤插在地上，人走到三四十步开外，用手中的壤向地上的壤击去，投中的就算赢。但我还是把击壤想象为投掷土块，这样更自然些、简洁些，而这种慢生活，是现代人无法消受的。其实在古代，遇到连年饥馑灾荒，加之战乱，上有官府欺压，下有盗贼四起，百姓不辗转沟壑，就已是上苍垂幸，如有击壤而歌的生活也就凸显得更加难能。
　　
　　自走向文坛，我笔下的文字向来是写史和乡土两线并行，从黄壤平原深处走出，走向历史的邃深处，从颜色的苍黄走向的是汗青竹简的郁郁。
　　
　　有人曾问过我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还记得两年前的回答：认识自己是难的，一句话，还在行走的路上，在青和黄上劳作。所谓的青和黄，是指历史的写作和乡土的写作。由于自己爱好历史的阅读思考，对一些历史的定见常有怀疑，于是将自己的思索写下，是内心的实录，是被遮蔽的历史的还原。由于自己从乡村走出，父母的骨殖还在黄壤深处，就常常回望乡土。对乡土的丰厚和卑微，对乡土的封闭与保守，在歌赞里，有泪水有鞭痕。
　　
　　对历史散文的写作要敢担当。到山川巨澜，品味历史的沧桑;到市井街巷观察历史的因子，把“对得起时间的淘洗”作为写作的镜鉴，读《史记》获得启示;回到乡土接通地气，使乡土散文有生机，好像拔节的麦子，有黄土的颜色。
　　
　　还是回到青苍的话题。纸张发明之前，那时古人记事用上好的竹子记写、镌刻。竹简的制作先是选上等的青竹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了水珠，像出汗一样。汗是青的，多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