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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丑

  在饥饿难耐、风雪弥望的冬日,将军走出了栖身的密林,想寻找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生存的能量。他太饿了,他要吃的食物来果腹,当时将军孤身一人。在昨晚,正月十五的夜,有清冷的月光,远处有鞭炮的炸响和闹元宵的嚣扰,很多的中国人在伪满洲国的土地上,做起了顺民,而杨靖宇在一个雪地地窝子度过了最后一个人间的夜晚,圆月无言。
  
  翌日上午,杨靖宇在山里终于等到了四个进山砍柴的村民。他们是:伪牌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由于居民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进山,杨靖宇只好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并承诺多多地给钱。做了顺民的伪牌长赵廷喜见了将军,就劝他:“何苦呢?我看你还是降了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头的。”
  
  四周是雪,杨靖宇平静地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谁知,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由于怕另外三人先报告了他们与杨靖宇的会面,导致全家被杀,赵廷喜主动向李正新说出了在山里遇到将军的事,李听后大喜,马上向伪蒙江县警察本部的日本人报告。


  
  说来,就是这号的中国人把将军一步步逼到了绝地。其实赵廷喜只是一个引子,而把将军推上苍凉的何止赵廷喜一个,比如把杨靖宇推上三道崴子的关键人——将军的卫士张秀峰,日本人森崎实所著的《东边道》一书中曾记载了将军在警卫张秀峰叛变后的情况:
  
  “杨在这次追击中虽然又拾了一条命。同月16日午前3时半顷,在蒙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三公里的地点,被穷追急索,幸而逃走。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却显然要穷于粮食,不定何时定要出现村庄。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待杨的出现。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18日在蒙江县东方六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出现了两个汉子,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两个流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经检查尸体结果,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三支、表、口琴等。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继续了严重的搜索。
  
  “杨的居处并未找到,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交通被禁止,又令带着干粮的特务装成打柴人派入山中,究查奸细,以便诱他出来,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却一无所知。
  
  “23日午后3时顷,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四名装作到山中打柴的人,在村西南方六华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有一个身长五尺半、长脸大眼、光头、军服、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


  
  “‘我饿得慌,钱给你多少都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还要衣服。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一来,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我不愿意这样做。给我拿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他们也判断出来了。于是,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
  
  这书是1940年出版的,按照大和民族机器一样做事的执著和认真,大体是可采信的,但我们说,通向三道崴子的绝境,不是日本人为将军独自设计的,也非将军本人所愿,这里面还是那绕不过的话题,就是“这号中国人”。“这号中国人”是什么品性的人?公正地说在有档次有品位的英雄之间争逐的时空里,即使角力,即使争斗,那也是嗜血的快感,更多地则透着惺惺相惜般对对手彼此的敬重,是彼此的欣赏,是敬亭山和李白,是春天的老松和醉酒的辛弃疾。而人格和智勇与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宵小者,即使将军死去,他们也不敢把自己作为英雄的对手来宣扬,他们只是在英雄末路时分,绊倒将军的一粒石子、一芥草棒而已,我说的就是“这号中国人”。很多的顺民和汉奸,多的是穿着土布棉衣,冬天里瑟缩着脖颈和袖子,在外人面前目光猥琐,憋憋屈屈,在各个时代随处可见的平民。有时我不想太多地诅咒他们,相反,我深刻地怜悯和同情、理解这群没有灵魂的灵魂。他们貌似是有着呼吸的活物,实质是盲从的大多数;他们像一群牵线木偶,在灯影里和锣鼓声中,不自知;他们像那些随处可见的村落一样,对历史不负责任;他们的肤色和脸孔有一种被困苦和麻木塑造出的气质:蒙昧无知的样子,眸子里没有光泽,只有浑浊。他们对痛苦比较麻木,对羞耻比较迟钝,但这又是现实和精明的一群,会盘算,会合计,他们是在现实中好像谦卑的一群,但其实是伪装的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在将军殉国的过程里,我们完全可以正当地把愤怒的火焰燃向他们。但“这号中国人”太微末,太呆痴,太愚昧,再大的发泄也只是换得一种空茫,一种没有对手的饮恨。“这号中国人”,恐怕不是一时一代所能解决的,他们本身像是一种超强的腐蚀剂,吞噬着我们民族的肌体,令我们无法设防。
  
  这是一种大悲愤,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伤痛与创口,“这号中国人”是这幕悲剧中的小丑。但因为这小丑,使我们的历史既充满了悲凉,更充满了苍凉和哀凉。记得杰拉德•格林有一本旧书《大屠杀》,他写了犹太人在纳粹面前的一种难堪和耻辱。反抗者在当年的欧洲犹太人中是极少的,普遍的事实是屈从,逆来顺受,甚而至于合作。受害者的顺从令刽子手们都感到惊讶,屠杀出奇地顺利,刽子手们动用的力量远远少于预计。书中写两个刽子手在计划恶行时是如此轻松:“如果他们拒绝呢?”“犹太人不会拒绝。他们会合作。他们都给吓破了胆……”此种场景在书中再三出现——
  
  “他们不折不扣地照吩咐的去做,也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劳动营。为了保护他们。他们的拉比们和其他领导人使他们深信不疑地服从命令。”


  
  “他们如此合作,真叫人惊异。”
  
  “他们是劣等人种,是另一支人类的子孙。”
  
  刽子手们说着话时,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集合在山谷里,静静站立着,秩序井然,“真正汇成了一个湖泊,一个内陆的海洋”。连刽子手都难以置信:“我的上帝,我们预计六千多人,想不到来了三万人。”这些受害者究竟是怎么来的?书中没有具体描述,但单凭加害者的武力显然是做不到的。数万受害者就这样开始顺从地脱衣服,顺从地走向屠场,一批一批按刽子手需要的“装沙丁鱼”方式躺下,接受被枪杀的命运。
  
  这种顺从的确令人骇异。亚伯拉罕顺从上帝的旨意将儿子以撒献上燔祭的时候,仁慈的上帝及时用一只公羊将尖刀下的以撒救了出来,难道他们也期待他们的顺从会在最后一刻唤来奇迹吗?难道他们以为顺从会打动刽子手吗?
  
  这又让我想起杨靖宇将军。如果没有一个个与日本人合作的“这号中国人”,杨靖宇将军将会怎样?这也是黑暗历史进程中一个黑暗的章节,这是我们民族的锥心之痛,是我们民族中的一部分的愚氓将我们民族的一部分精英送上了绞架。


  
  让我们再还原那悲抑的一幕:正月十六下午四时,岸谷的队伍在蒙江三道崴子山里追上了杨靖宇。此时的将军又饥又寒,伤病缠身,体能的消耗已到极限,面对突然而至的敌人,而非是答应到山下为他拿粮和棉衣的村民,将军的心里证实了什么,我们是不难揣测和体味的,他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要来了。
  
  今天人们所知道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凛然,是被他的对手忠实记录下来的。在日伪档案中,描述他一边用两支手枪准确地向四面八方蝗虫一般围拢来的对手射击,一边跌跌撞撞向高地退却。但将军能退向哪里?围猎的幕布已扯开,连续数日数夜粒米未进的将军,是再没有一口气力摆脱像无赖的鬣狗一样围捕狮子的敌人了。将军最后靠在一棵拧劲子树后面喘息,与敌人相距不足三十米,只是一个篮球场的距离。岸谷曾一度幻想活捉杨靖宇。敌人一遍遍不断高声规劝,锦衣玉食、禄位享乐,然而回答他们的只有一颗颗坚韧的子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军好像压根儿就不理会末日来临,他的两眼死死盯住对面雪地里的幢幢人影。靖宇将军厉声喝问:“谁是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将军知道他面对的是哪一号的中国人,对这些愚氓混蛋,他想朝他们破口大骂,骂个痛快骂个酣畅淋漓。


  
  几个折了脊骨的那号中国人吓得龟缩在雪里,将军的声音如同猛禽的利爪攫进了他们的骨缝,掐断了他们的神经,他们不敢吭声,只是在喉咙里“呜呜”地呻吟。在最后两名日本警察殒命后,岸谷明白劝降无用,就发疯一般地下令:消灭杨靖宇。
  
  枪林火舌,劈面刺来。
  
  猖狂末日的攻击开始了,四面都是敌人的子弹,如蝗虫翔舞。杨靖宇又打倒数名冲在前头的敌人,但敌人怨鬼毒蛇般纠缠他,蛛网一样的人墙围拢了。接着他左腕中弹,手枪随之落地,但将军的右手还在,他仍拼以气力持枪应战。最后人们都感到了将军血液里发出的金属撞击时的那种鸣响,将军轰然倒下!
  
  雪地里卷起了一阵风,像一种凄厉悲壮的长嚎,那带着雪霰,从云层透过的风,在衰草和灌木的三道崴子上空掠过,天地陡然一寒。
  
  时间是1940年2月23日下午4时30分,农历的正月十六,伪满康德七年。
  
  公正地说,杨靖宇将军生前死后都是让他的对手异常敬畏的人物。他牺牲后好久,岸谷等人才敢向他的身体靠近。这时敌人再次犹疑踌躇起来,不敢相信死者就是让他们神经凌乱,时时都会把他们引向地狱之门的杨靖宇。直到杨靖宇原先的属下程斌赶来,确认早没有了呼吸和脉搏的尸体是杨靖宇。据事后伪《协和》杂志记者报道,听说他们真的杀了杨靖宇,岸谷等人“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地哭了起来”。岸谷等人为什么哭泣?是悲将军之遇,还是伤悼一个伟岸生命的陨落?


  
  杨靖宇是真的殉国了,岸谷抑制不住兴奋,就聚集属下喝酒庆贺,酒喝得非常有兴致。他们把杨靖宇的尸体放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头,派了一个班的士兵在那儿守着,里三层外三层。饮酒饮到半夜时候,岸谷像发起了神经,决定亲自到那屋子去看看杨靖宇,去摸一摸是否还在。
  
  岸谷隆一郎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神经质的举动,我们很难揣测。和杨靖宇做了这么多年的对手,一旦杨靖宇真的没有了,自己也感到了寂寞和悬空?也许岸谷的心情五味泛起,殊难厘清。
  
  翌日一早,岸谷集合队伍,命令讨伐队里那号中国人张奚若、白万仁和王佐华用铡刀铡下了杨靖宇的头颅。他还亲自用军刀切下了杨靖宇的胃袋送去化验。他想知道,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个对手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着,跟他们周旋缠斗了那么久。史料载,当岸谷隆一郎从主刀的医师那里得知,杨靖宇的胃里只有草根和棉花,没有一粒粮食,以及主刀医师的手术刀坠地的细节的时候,他默然无语,仿佛苍老了许多。
  
  后来将军的遗体被弃于村头的荒冢间,用积雪潦草掩埋。事过七日,伪蒙江县警务科突然接到省城打来的电话。岸谷隆一郎在电话里急促追问:杨将军的尸体在何处?接着又责成属下:快速把尸体从雪中起出,着人做个假首安上,以做到尸首完整,择日按照日本的规矩隆重举行“慰灵祭”。岸谷尔后说,这七日里,伪满洲南地区讨伐司令官野副昌德将军夜夜噩梦萦绕,寝不安枕,闭眼交睫总是梦见将军伸着大手跟他要铡下的头颅,噩梦醒来,自己总是头痛难忍。所以要快给杨将军刻个假头,用棺椁盛殓,叫全县村长以上官吏都来参加“慰灵”仪式。


  
  岸谷一声号令,大小官吏一齐出动,置办棺椁的置办棺椁,起灵棚的起灵棚,上等的木工集合起来,一夜之间刻了个特制的假首。然后请来当地知名书法家写了碑文。尔后又派弃尸的士兵刨开雪堆,抬回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一切筹办停当,于将军殉难处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岸谷以杨靖宇为例训诫部属,同时亲自为杨靖宇主祭下葬。是谁说过一个不知爱重自己民族英雄的族群,是可怜的奴隶之邦,一个被自己民族出卖而被另一个民族尊重的人,也证明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尚有可为?杨靖宇将军就属此类之特异人物吧。
  
  想不到的事情竟是,就在将军的头颅被铡刀切下的当晚,日伪军在蒙江喝庆功酒,被杨靖宇称为“这号中国人”的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坐在首席上,1938年6月就追随程斌叛变的张奚若借着喝高的烈酒炫耀说:“正当杨靖宇抬起腿要跑的一刹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指胸口)。”谁知,这话一闭,突然间酒桌冷了场,人们的口里鼻里像一下塞满了冰碴子。2月1日才刚刚叛变的杨靖宇的警卫员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一蹾,骂了声:“混蛋!不得好死!”酒杯碎了,大家面面相觑,定格在那有着血丝的凝固的瞳孔里。大家嚷着喝多了喝多了,张秀峰陡然的那句话使所谓的庆功宴不欢而散。


  
  也许将军的死,衬托出了这些没有灵魂的中国人匍匐在异族利爪下的无耻。我不知道张秀峰为何脱口而出这话,是良心蓦然发现么?他本孤儿,是杨靖宇把他抚养大,教他识字吹口琴,但后来就是这孤儿张秀峰给将军的心上重重划下刀口撒盐。在杨靖宇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最亲近的人却背道而驰。为了活命,置自己的所爱者于死地的是这孤儿。所谓最亲的人伤害最深,这样的人性底色无疑透着彻骨的悲凉。
  
  其实,在杨靖宇所遇到的这号中国人里,张秀峰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的程斌是将军心中滴血最多的。程斌有文化,早年追随杨靖宇,是将军麾下最能干的人,有“小杨靖宇”之称。后来日本人抓住程斌的母亲,让程斌的哥哥劝降,程斌的哥哥只说了一句:“你革命还要妈不?”程斌说:“不革命也得要妈!”就带人带枪下山了。
  
  程斌叛变了,曾经的战友,猝然间成了对手。两个人熟悉到了骨髓里,程斌和杨靖宇双方不用照面,只要一听枪声,就知道对方是谁。就这样杨靖宇的多处储蓄给养的密营先后被程斌毁坏了,就如流动的血脉一下滞留不动了。
  
  人们说杨靖宇不打败仗,程斌叛变以后,不行了。程斌把杨靖宇的政治作战也学得神似,他给反着用。程斌来这个战场上,指着名,王传圣谁谁,你下来吧,我这儿有大米吃,有白面吃,还有女人搂着,还有女人给热被窝,怎么怎么的。在这以前没有的事儿,这一下他一喊话,就反过来瓦解抗联的部队。
  
  可以说,身经百战、善于转移的杨靖宇的部队被打散,杨靖宇的被穷追不舍、难以脱身,如果没有程斌,日本人根本做不到。
  
  在杨靖宇将军的“慰灵”仪式上,我不知道程斌等人是否出现。对日本人在杨靖宇面前的虔敬,也许“这号中国人”会困惑,日本人为何这样不可思议?偌大的中国,偌大的满洲,那些汉人满人经过杨靖宇将军墓前的时候,是否会想到在明末,满人屠杀过后的江阴城墙上,留下过江阴一女子写下的诗:“尸山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是啊,我们民族的血性,我们民族的尊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然走失了?写到此处,我真的对岸谷龙一郎的举止给予了青眼的相许。
  
  杨靖宇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日本人把杨靖宇将军放到了一个历史悲剧的祭坛上。他们不只是以胜利者傲慢者的姿态对待将军,他们也是以自己民族热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牲醴,来祭奠一衣带水的所谓的支那人那生生不息、傲然而立的民族精神和品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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