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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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伤口能被岁月所掩盖。
有的记忆却为时光重新撕开。
由杨靖宇将军蓦然想起早年自己作的一句诗。作家方军有一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写他在日本留学碰到的当年侵华的老兵，其中就有一个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八年苦役。
也许，在这个时候，泊荡在老鬼子心中关于杨靖宇的记忆，一下子在现实中激活了，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与杨靖宇当时所处的环境何其相似乃尔，同样是饥饿，当年关东军的威风凛凛的青春一去不返，鬼子兵就如一条可怜虫，在俄国人的看护下，种地，伐木，挖煤，淘金。
做俘虏的日子里，金井铭骨最深的是饥饿，他说，在俄国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怎知草根的滋味呢！杨靖宇将军的胃里也是树皮呀。金井告诉作家方军，当时日本人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掺有锯末、石子。这种“粮食”即使关东军挑食的军马都不吃。
金井叙述过一个震撼人心的马粪的故事。1944年，日本人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金井看后，恼怒地上前一脚就把老太太给踹翻了，然后骂道：“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金井恼怒了：“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金井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就是不走，在一个中国人的眼里，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向金井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俄国俘虏营饥饿难忍时，金井嚼着草根，就想到了这个中国老太太，想到了杨靖宇将军，内心充满悔恨。
事过几十年，金井当着中国作家方军的面小心地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张珍藏的照片，那是杨靖宇殉国后，日本士兵站在杨靖宇遗体前炫耀的留影。金井说：“我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
金井拿着照片对方军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可到后来，老鬼子金井的想法全变了。一个到异族土地上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土地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恒远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鬼子金井把杨靖宇的照片保存了五十五年。在俄国俘虏营，有一次俄国军队官兵检查金井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就给了金井一个耳光，然后质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金井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俄罗斯军人又给金井一个耳光，把照片还给了金井。
老鬼子金井说：“杨靖宇是真正的武士，他死了还站立着，他是一种精神。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七十六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暮年的金井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在将军殉国后多年，还赢得对手的敬重，也许这才是大英雄的本色和魅力，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损毁。英雄占有了时间的每一段，时间就是雕刻英雄的利器，时间愈久，刻痕愈深。我们可以想象杨靖宇将军的那张脸庞，那一定镌刻着一种正义浩然军神的威严和尊严，使人感到迸射的一种英武逼人的异样魅力。
我常在思考，历史能留下什么。在一段时间里，为了表现杨靖宇的不屈，当最后时刻到来的时候，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自戕殉节，是也非也？
据日本人留下的《阵中日志》的记载：将匪首杨靖宇击毙。缴获物品有：毛瑟手枪一支同子弹一百六十发，匣枪二号一支同子弹三十发，匣枪三号一支同子弹四十发，现金六千六百六十元，手表一块，钢笔一支，印章一枚，其他杂品。
杨靖宇死了，但参与杀害杨靖宇的凶手的表现却各有殊异，有的选择自杀承担罪责，有的苟活，有的偿命。我认为选择自杀的日本人是有内在是非标准的，承担了罪责。而出卖杨靖宇的人呢？解放后却还依然活着，让人感慨历史的诡异。
缉捕杀害将军的元凶，后来升任山西省次长的岸谷隆一郎，看到切开的将军的胃袋“默默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作为一个还留存一丝人性的人，他的残生一直备受良知熬煎折磨。日本战败后，他用氰化钾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剖腹自杀。在留下的遗嘱中，岸谷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为何参与杀害杨靖宇的日本人自杀谢罪，而“这号中国人”却仍能作为罪人而苟活？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岸谷隆一郎选择了自杀。魏森塔在著作《向日葵》里记载了一个故事：魏森塔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时，有一次被召唤到一位垂死的纳粹党人的床边。这个人要向他这个犹太人忏悔。这人在乌克兰参加了屠犹行动，他向他请求赦免，好让他安心地死去。魏森塔能够聆听凶手的认罪，但是他却无法赦免，因为“没有任何生还者能够以死者的名义来赦免杀他们的凶手”，他既没有权利，亦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我知道只有死者赦免死者。从这个方面说岸谷隆一郎值得尊敬，而那些在杨靖宇殉国后，一直逍遥的出卖杨靖宇的汉奸最值得鄙视，他们有勇气出卖自己的民族精英，却懦弱到不敢承担自己的罪责。
从魏森塔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岸谷隆一郎为何自杀：暴行已经发生，杨靖宇将军死在他的手下，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再恢复原状，岸谷隆一郎不可能使将军起死回生。一个民族的英雄被杀了，有廉耻的人，是不能够在这种历史罪责的压力下活下去的。
然而，你不得不佩服我们民族暗角处基因的顽强，就是“这号中国人”在这种历史罪责中活着。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日伪资料《阵中日志》的面世，杨靖宇牺牲的真正原因逐渐明朗起来。《阵中日志》用现场图片告诉人们杨靖宇不是“自刎的”，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杀的事实。究竟谁是杀害杨靖宇的凶手？
解放以后，作为凶手的张奚若、王佐华、白万仁乃至程斌都各自像不敢见光的老鼠藏匿起来。张奚若找到知情者王佐华订立同盟：“不管什么时候千万不能说出我开枪杀了杨靖宇的事，万一有人揭出来，就由你扛着，你的老母亲我给你养，牢饭我给你送。我拉家带口的一大家子牵扯多，我要像你似的，光棍一条，我就顶你去死。”大老粗王佐华竟然就很义气地答应了下来。后来入狱的王佐华就一直坚持说：“杨靖宇是自刎的。”
多年后在狱中的王佐华见到白万仁，知道外面的张奚若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并没有供养自己的老母亲，于是就揭发了张奚若是杀害杨靖宇凶手的事实。后来张奚若亲口说出了用铡刀铡下杨靖宇将军遗首的震撼的经过：
2月24日一早，岸谷就让程斌的人马到一个院子集合。到了院子，见院内已经摆好了铡刀。开始想让张秀峰执刀，张秀峰不干。由于他在抗联里的官阶高，虽是投降过来没几天，但有程斌在后面支撑着，谁也不敢惹他。张秀峰不仅不干，还说“这可是人家老张的头功，咱可不敢抢，还是让张奚若来吧”。程斌向着张秀峰，就点名让张奚若干。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是把兄弟，这样，由白万仁执铡刀，王佐华抱着杨靖宇的头，张奚若抱着杨靖宇的腿，把他抬到铡刀上，白万仁一刀将杨靖宇的头铡了下来。
上个世纪80年代靖宇县（原名蒙江县）史志办的人在采访时，将《阵中日志》中的相关照片分别出示给张秀峰、张奚若、白万仁，让他们指认照片上的人员。我们观察这些人的心理和言语，是否能感受到抵赖和死也不认这壶酒钱的卑劣的根性？
张奚若先是不承认参加抗联，也没打死过“老杨”，“打老杨那天我不在场，到沈阳养伤去了，是白万仁他们打的”等等。正是这些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表白给史志办的人提供了出示照片与他交谈的机会。他对照片的反应尤其敏感：这不是伪满程大队的照片吗？你们怎么有这个？你拿这些照片干什么？后来，他一一指认出程斌、王佐华、张秀峰、白万仁、岸谷等等，但是不认识他自己。史志办的人指着照片上的他问：“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不是你吗？”“不是。”“多像你呀。”“中国人长得像的多了，让日本人看中国人长得还都一样呢。”
后来白万仁也是如此，对程斌大队的事了如指掌，讲起来滔滔不绝，抗联歌曲你提个头他就能唱到尾，无一不会，整整讲了一下午，连说带唱，记忆力惊人地好，就是对自己参与杀害杨靖宇的事“糊涂”。对史志办带去的照片，凡是他认识的都能指认出具体姓名，但就是不认识自己。
是啊，这就是当年被杨靖宇将军大骂的“这号中国人”，而今天，我们怎能不谴责那些不幸的和可怜的灵魂？但我自己又私下沉思：如果当我们处在相似情景，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求生，如何在面对民族大义时取舍呢？无论是张奚若还是白万仁，他们以其极端的可怜和不幸，把顺从的极端结果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这号中国人”对民族的危害和腐蚀。他们弥漫在当时的中国的大部分领域，占领着人们的是非观。我常想，日常大量的怯懦顺从是我们看不见的，但在“这号中国人”配合绞杀杨靖宇的事件上，我们看到了。弱者由于顺从成为更弱者，强权由于未遭到抵抗成为无往而不胜的神，这是我们不愿陷入的绝境，但日本人正借助“这号中国人”而践踏杨靖宇们啊。
程斌为人狡猾，后来混入解放军部队，然而1951年沈阳的一个雨天，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他的雨伞下，结果程斌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曾叛变的原抗联干部。后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两个人分别去举报了对方，结果都被枪毙了。
我们知道凶手一向会设法消减对罪行和屠杀的记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做到事情好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在1944到1945年间，纳粹下令从集体公墓将尸体挖出，然后加以焚烧，以消灭所有的证据。我知道在拉丁美洲，所有被谋杀的都成了“失踪人口”，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不到控告的证据。但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对每个失踪者的记忆，对每个刽子手天涯海角的追捕。我们知道阿根廷五月广场的白头巾的母亲，她们豁出命也要找到儿子、女儿，她们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她们宁肯坚信孩子还活着。
每逢星期四，一群带着白色头巾的母亲，都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PlazadeMayo）上聚集，并且围着广场上一个代表共和国的标志步行请愿。直到现在，这群母亲依旧在五月广场步行着，因为她们不能忘记每一个失踪的孩子，不能忘记过去那段黑暗岁月里失踪的每一个人。她们表示为了让世人不要忘记，她们会一直步行下去。
从这些事来看，我们是愧对杨靖宇将军的。那些凶手的逍遥，是时代的耻辱。有一天，我会等待着一场大雪，覆盖着历史污浊的大雪，自己徒步走到三道崴子。那是祭奠的灵地，也是荡涤心灵的圣地，也许人最好的动作就是跪倒在那里，面对苍苍的天茫茫的雪，行古人三叩九拜的大礼，大放悲声。
那是委屈悲抑么？像头受伤的狼在夜里凄厉地号叫。也许，最好也效古人庐墓三年，在三道崴子筑建一处反思的屋子，为将军所痛恨的“这号中国人”。
历朝之史，当政者每曲解之，世人遂有“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说。历史的某些真相固然长期遭到遮蔽，但它们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日。对杨靖宇将军，为塑造他的形象，遂有“自戕”一说；对江姐，也有把她当年受过的酷刑夹手指的细节变成钉竹签子，生动则生动矣，但历史毕竟不能虚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接受的杨靖宇殉国的版本为：只剩最后一颗子弹，高喊：“宁死不吃满洲国的饭！”然后自杀身亡。这样的细节确实给人的印象太强烈太刺激，然而这不是事实。这遮蔽了真正的凶手，这对将军是不公的，那些小人没有付出血的代价。高贵的生命不愿意受到侮辱，不愿意做异族的亡国奴，不想在卑污里受辱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将军以生命付出的代价却让我们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倾斜、严重失衡。
那就是真的凶手逃逸了，现场留下的是无尽的悲慨。但历史的吊诡处太让人诧异，具有将军殉国见证意义的那棵拧劲子树在“文革”中被砍掉了。发疯的造反派视拧劲子树为“不祥之物”，动用斧锯砍伐了，而今只有在地表上残存的一截树桩，横断面上的年轮依稀可辨。不知那年轮里是否还贮有当年的话：“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遗言太沉重，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文字接近灵地三道崴子。
（此文发表于《散文（海外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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