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剔除族谱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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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和叛逆一直主导着萧红，这是不容于当世和家人的，在萧红的族谱里，你找不到萧红的星点影子。在呼兰“萧红故居”中，我看到有一部《东昌张氏宗谱书》，十六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四叔张庭惠在伪康德三年（1935年）八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中说：“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戴河子屯（今榆树县属距城东九十里），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族谱有萧红的生母姜玉兰的条目，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1919年）闰七月初二。“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俪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1935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萧红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好像1911年张家没有婴儿呱呱坠地。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洪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
确实是个茬儿，编撰族谱的时候，萧红离家出走已过五年，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分中“张秀环”的名字。
萧红是端午出生的，这在人们眼里视作不祥，后来家里人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萧红是不安于家室的，在人们眼里萧红风流成性，这给她当时的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家里人害怕而我们喜爱她的缘由吧，有人评价杜拉斯是“有毒的情人”，这毒性是与消耗能够相通的。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为了私情离家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迈出家门一步，门就在身后“咣”的一声关闭了。《包法利夫人》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服毒自杀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了，也许萧红是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走后怎么样了？是堕落还是回来？萧红走的是别样的路途，萧红是知道前脚迈出门槛的境遇的。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后，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我知道在萧红十四岁上高小一年级的时候，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为未婚妻。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于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像火山一样爆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萧红以出家当尼姑逼迫父亲向她屈服，秋季她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在初三的时候，萧红遇见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初三，张、汪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作准备时，萧红面临着与汪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后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烟。初中毕业后，萧红第一次离家与陆振舜私奔到北京。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城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备受舆论的压迫。父亲被解除秘书职务，弟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汪家也就此发难。已婚的陆振舜与萧红朝夕相处日久，便爱上了她，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这使陆家大为不满，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他们在北京生活无着，被迫回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与表哥分手后，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后来，实在待不下去了，她只好与家里妥协，答应回家与汪恩甲完婚。
汪恩甲的大哥，对萧红以前离家出走一事耿耿于怀，对弟弟“懦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于是迫使汪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呼兰，两人暂时分手。
萧红回到呼兰县城的家里，闭塞落后的乡邻视她为“怪物”，半年前与表哥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作料。她因之受到家族的歧视。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萧红，受到父母的冷落和弟妹的疏远，心情压抑而苦闷，开始借酒浇愁和吸烟。此种嗜好的养成，损害她的身体，造成了她日后的体弱多病。
萧红的喝酒、吸烟，引发了继母的不安。一方面，她暗中挑拨萧红与邻里、亲戚的关系，说萧红在哈尔滨学坏了，滥交男朋友；另一方面又到乡下去怂恿她亲娘舅来教训她。萧红大舅被她后母蒙蔽，不分真假，前来教训她。萧红年轻气盛，拿菜刀相对峙，她大舅愤而离去。从此，萧红在亲戚朋友中日渐孤立起来。继母借口萧红父亲在外县任职、农民抗租、地方不安宁，带着萧红和她的三个异母弟妹于1931年3月来到张廷举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堂兄家暂居。张家是大地主，叔伯们视有叛逆个性的萧红为“洪水猛兽”，处处禁锢她的行为，钳制她的思想，动辄得咎。这年秋天，叔伯们再次提高地租，引发了佃户和长工的激烈冲突，萧红出于对佃户和长工的同情，出面替佃户和长工向伯父求情，不要加租和削减长工工资。伯父恼羞成怒，痛打了萧红一顿，把她锁在一间空房子里，还派人到阿城拍电报，催促萧红的父亲赶快来，动员其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与萧红谈得来的小婶可怜她的不幸遭遇，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地放走了萧红。
年仅二十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族的迫害，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开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活。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族籍”。萧红陷入迷惘的绝境。生活无着之际，她不得不去找此时正在读书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关系恢复，一同住进东兴顺旅馆。
解决温饱后，萧红因学业受挫，精神极度苦闷。为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萧红吸上了鸦片。后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姐妹俩的帮助下，她进入“东特女二中”作为插班生读高一。但不久，萧红发现自己已怀孕，无颜面对堂妹，只好不辞而别回到东兴顺旅馆。汪恩甲不敢把萧红带回家，因为其母知道萧红曾随陆振舜同赴北平，便不再承认这个未婚媳妇。所以两人只好又在东兴顺旅馆里住下。汪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他们两人坐吃山空，半年来，欠旅馆四百多元。汪恩甲向萧红说，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回家取钱。不料，汪恩甲却一去不返，从此音讯杳无。被困东兴顺旅馆的窘况，萧红在小说《弃儿》的前半部分有较为生动的记载：“七个月了，共欠了四百块钱。汪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当然要向女人算账……”
无疑，在当时萧红的举止是一道光，这光有点刺人的眼睛，使人无法适应。她是一个传统伦理的解构主义者，对父权对家族偶像的颠覆，致使她与父亲宗族断裂；她反抗包办的婚姻，对爱的渴望，使她一次次受伤；她看到人性的黑暗；她不愿人的一切由别人（宗族、父母）安排就绪，到头来她只有以毁损自己为代价。萧红总是朝着自己的憧憬走：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夜宿呼兰，我走到萧红曾走过的小街上，想我这个山东人，不再是闯关东，而是为了看一下山东的女儿，知道这脚下曾有萧红的脚印，那么，我的脚印会和萧红的脚印重叠么？我们会用山东的鲁西方言对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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