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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中外医生之对比

  我们真找到一点希望。那是周良辅教授的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周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国内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建议实在比泰山还重。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
  
  “波谱扫描”的检验报告还要等上至少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9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来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近”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而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
  
  “最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刚刚开始这次会诊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约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所以才会对一个医生的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脑子里面也只有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只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中国医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力、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遭遇类似情形。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自己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晓东特别紧张。有好几天,她不断地表现出任何一个妻子都会有的忧虑。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这家医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开颅手术,你不打算请这位大专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声若游丝,气力不足,但态度坚决。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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