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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医生怎样对待不懂的东西

  过了几天妹妹打来电话,口气异常兴奋。她说,我脑子里的病灶和肺部病变很有可能没有关联。
  
  “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电话那头信心十足地说。
  
  她的依据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谱扫描”。
  
  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那上面写着:“左侧桥臂病灶MRS示代谢略高,NAA/Cho值小于2.0,乳酸峰导置。”
  
  报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样写个“占位”、“结节”或者“增厚”,我还能明白其中含义,可现在这一串字符太深奥,我怎么也搞不懂。当初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做这项检查时,曾很认真地解释了这项检查的必要,所以两天来晓东拿着这堆胶片踏上新一轮求医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获,却不料北京的医生们对它并不在意。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连看也不看。
  
  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不明白医生们为什么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歉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医生的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这一检查结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们不懂。


  
  我对发现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医生,比如周良辅大夫;也看到了勇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医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
  
  妹妹来到北京后拿到这些脑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书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脑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验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
  
  “所有的征兆都在显示,良性的可能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对,所有的。”
  
  这结论和国内医学专家们的诊断是如此不同,指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次日清晨,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门寻访名医。然而专家们照样态度消极。悲观的看法仍然占据压倒的优势。他们坚持自己的结论:“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妹妹的质疑,他们不是根本不听,就是搪塞了事。
  
  终于有一天,北京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察到一点什么。此人是个神经外科的专家,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能够用一种幽默方式表达悲观看法的医生。听他的会诊就好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虑是胶质瘤。”他这样说。
  
  “第二呢?”妹妹问。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倾身向前,把目光转到胶片上重新扫视一遍:“第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知道“胶质瘤”就是恶性肿瘤的一种,所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最悲观的结论。妹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用手指着胶片上黑白相间的曲线,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战:
  
  “看这里!这说明什么?”
  
  “看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张张嘴没说话。他看看面前这个人,满脸惊讶,惊讶于面前这个人如此执著,而且竟能提出一连串他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脸上再一次涌现出善意的幽默,“这样吧。日后病人的情况如果真的证明我错了,你一定要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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