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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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在我个人心灵史上是颇不平静的一年。世事无常，人心变幻，家国多事，各种思想在脑海冲浪。这一年，我和余英时先生越洋通话甚密，余先生总为我解惑。正式发表的“公共话题”则是关于辛亥革命。国人仿佛有“百年情结”，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媒体同行的纪念专题铺天盖地，当中自然不乏借百年老酒杯浇新时代块垒。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请教。
　　
　　余英时很早就研究“革命”。1953年10月20日，余英时在香港为《民主革命论》一书写的代序开头就说：“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堂;这，步往地狱！’而我则从怀疑革命，憎恶革命，转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余英时二十三岁，其文笔之成熟让我心折，而思想之深刻，至今读来仍不过时。
　　
　　有一次，我跟余先生说，陈之藩先生写《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时，也只有二十二三岁，其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让我惊讶。当整个时代的风气变换时，陈之藩已经对“革命”看得十分透彻。后来的历史一一证实了陈之藩的看法。惊涛骇浪的席卷之下，“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正是胡适、陈之藩、余英时的共识。
　　
　　当年余英时在《民主革命论》中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如范仲淹所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英时特别指出：“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
　　
　　而今回首百年，余英时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从历史来看，民国自有许多乱象。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民初的文化界仿佛天才成群而来，所谓“民国风度”至今为一些人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余英时先生是一位具有旧派风度的现代学者，笔下深含温情和理解，对世界的关怀与思考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李怀宇：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也没改变，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他们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