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中国现代化文明的转型上篇 - 第2章第一部分 -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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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金耀基：中国现代化文明的转型上篇

　　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我初晤金耀基先生时，他已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荣退，才有空闲和我海阔天空地畅谈。印象中，他的研究室放了不少烟斗，后来大学校园里禁烟，有一次听他半开玩笑说：因为不能抽烟，所以回学校就少了。退休后，金先生喜欢旅游和写书法。游山玩水的成果是散文集《敦煌语丝》，与《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成了“语丝三部曲”。金先生前后送过三次书法给我，一次比一次好。
　　
　　每次深谈，我总觉得金先生在看似悠闲的退休生活中，无时不在思考“大”问题。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进程，是他最难忘情的关怀。在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在电话里提到想请他谈这个题目，他爽快地答应了。初稿整理出来后，金先生很认真地校订，几乎是重写了。
　　
　　近来我读金耀基先生的《从传统到现代》，此书在1966年出版，当时金耀基三十一岁，何以见解如此独到？1966年10月10日，金耀基在台北新店为此书写的自序中感慨：“华夏文明，上国衣冠，竟沦到若有若无的凄局，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临这样一个文化绝续三千年未有的变局，除非血已凉、心已死，又焉能作太上之忘情！”1966年正逢国史上天崩地裂的运动，知识人心灵深处的巨大震荡，至今依然泛起涟漪。

　　
　　金耀基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他认为在19世纪末，清王朝在西方势力侵凌下，屡战屡败，不止有亡国，且有亡天下之危。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为求中国之富强，为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历史长远的视角来看，不能不说是承接洋务、维新、辛亥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步步启开。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型文明走向中国现代型文明的一个“现代转向”。
　　
　　金耀基认为中国现代化文明转型的三个主旋律是洋务运动（从农业到工业）、维新运动（从经学到科学）、辛亥革命（从帝制到共和）。政治主旋律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启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走上了共和的不归之路。清代末叶，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百多年来，我们始终都是在变局当中。中国的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政治行政，都出现了数千年没有的面貌。他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看作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秩序中的种种变化。传统的文明秩序，诚如陈寅恪所说的是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这个文明的规范秩序自19世纪末以来一步一步地被解体了，而一个新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工作是从清末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展开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从传统中蜕化演变，从19世纪到现在，还在转型之中，是跨越三个世纪的文明转型的“漫长革命”。
　　
　　李怀宇：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怎么评估辛亥革命对此后中国的影响？
　　
　　金耀基：这一百年，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长途中，有几个是现代化的标志性年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其一。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的体制上，是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帝制，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远景。这个政治秩序就是共和民主，也就是人民共和。中国的共和政治可以说是传统政治的一个“现代转向”。这个转向是以武昌起义为表征的。这个历史性变化跟过去的政治变化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种朝代性的转换，是国家体制的转换，是传统的君主帝制转向了一个民主共和的体制。一百年前发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从此走向共和的不归之路，但是共和之路非常崎岖坎坷，不时出现共和倒退，甚至反共和的情形，如帝制的复辟，军阀的割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民主科学的旗号，其中民主的旗号是肯定并回应辛亥革命所象征的共和的正当性。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英文为“RepublicofChina”,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直接带来的共和。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为“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体，都是以民主为共和的本质。
　　
　　辛亥革命诞生的共和是一个早产的婴孩。武昌首义后，孙中山自美国返回，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那个时候革命党力量根本不够，全国处于半分裂的状况，真正有力量的是袁世凯。所以，只能通过袁世凯去说服，或是强迫，让清朝皇帝宣布退位。避免法国大革命出现的大流血，袁世凯成功使溥仪逊位。孙中山就把总统位置辞去了，袁世凯成为大总统。袁世凯于1915年废除共和，恢复帝制，纪元为“洪宪元年”。但是不足一年，袁世凯死了。不过一年许，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溥仪再登皇位，改元“宣统九年”。真令人有不知今日为何日之感。辛亥后几年有这么大的反复，显示那时候对于民主、共和这些观念，一般国人不清楚，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也是一知半解，更不要说对共和的认同了。所以，袁世凯背叛了共和，张勋这个土军头就更不知共和为何物了。袁世凯之称帝，是共和之悲剧；张勋之复辟，则是共和之滑稽剧。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一个共和可以成长的大气候，此后十年，便是军阀割据称雄的局面，直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北伐统一。回看百年辛亥，在共和诞生之后，共和的权威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皇权受命于天的权威既倒，共和权威又不能立，这就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权威的危机”。自军阀时代起，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秩序，多数时候不是靠“权威”，而是靠“威权”来统治的。这就表现为“强人”政治或“伟人”政治，都是“人治”，都与造神运动有关，这与“共和权威”的核心“法治”就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