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上篇 - 第3章第二部分 -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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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李欧梵：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上篇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于某一个系，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年已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
　　
　　英国思想家伯林的名著《刺猬与狐狸》，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的汉学界是看不起现代文学的，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看到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因为在海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的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早就被解雇了。在学院之内，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他们都是大师，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的学者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原因就是太过专业化了，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在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分享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畅谈中，宾主意外地碰撞出“江湖”的火花。李欧梵说：“金庸已经自成一个世界了。有人批评他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是蛮尊敬他的，因为这是他的世界，他能创造出这个世界，已经不得了。我专门说：他为整个华人世界创造出武侠世界，现在学位都不要拿，什么都不需要了。”我说：“中国人到了晚年，心中难免缠绕着不朽的情结，不得不要往前跨一步，但是这一步跨出去，是进一步还是退一步就很难说了。其实，他的小说已经足以不朽了。”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可证文坛是一个江湖，大学也是一个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上海的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在上海访问的很多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比如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还打打招呼。表面上论战很凶，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不是为了论战的本身，而是为了出名，或者为了把某个人打倒，那就捉辫子。”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书的作者就回应，于是我们两个就斗来斗去，可是斗的时候，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从朋友处听说，夏志清先生现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有老电影的屏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的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
　　
　　李欧梵现在香港家里也常常看老电影。他专门写了一本《文学改编电影》：“我的出发点与我研究传统文学一样。传统文学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把它抓到。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吗？科技的世界是没有人情味的世界了，如果有人味的话，就像电影里的机械人，也可以感觉，又可以思考，甚至热情、性欲都会有，可是灵魂没有了。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毕竟想保持心灵生活的丰富性，我把喜欢的古典音乐、老电影写出来，至少尽了我的力，使少数人可以得到某种心灵的安慰。”
　　
　　李怀宇：我2009年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时，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学，不知不觉间被他们带起来了，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是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我那时候是一个乖乖的、喜欢读书、成绩不错的学生，对文学并没有特别的修养，就是因为他们几个人把我带进去的。从此，我就看他们的书，开花结果是近几年。
　　
　　李怀宇：夏济安先生对你的影响很大？
　　
　　李欧梵：我非常崇拜他，他的英文太好了。他教的课是英国文学史，上课我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在他宿舍里面学了不少东西。平常我跟朋友到他的宿舍，他喜欢日本电影，讲英国文学，讲文学创作，头头是道。
　　
　　李怀宇：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于是我就顺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李怀宇：那时候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禁书？
　　
　　李欧梵：对，根本不能看。因为是禁书，一到美国，第一年我就开始看。我到了美国，外交官的梦想幻灭了。所以，我苦闷，就看鲁迅，看茅盾，看曹禺，后来看法国的存在主义，这些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
　　
　　李怀宇：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鲁迅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这一代人跟内地的人不太一样，因为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到，陈映真就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是很神秘的，一到美国，我就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可能因为我对鲁迅的看法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只是好奇而已。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那时我开始正式的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而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鲁迅并不是像现在内地说的一个神。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看来看去还是鲁迅，虽然他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对文学是充满了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把志怪神鬼写得那么多？可是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所谓“对抗正规传统”或者“对抗儒家主流”的中国传统，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是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他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了。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第一本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