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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陈平原:时代转折成就人才上篇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楼里,陈平原先生娓娓而谈,略带潮州乡音。在二十四岁以前,陈平原的足迹未出潮汕地区。“潮州因为远离中原,文化传统上不太讲‘士农工商’,不会把经商放在最后。潮汕人有商业精神。人多地少,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人闯南洋,外出打拼,做生意。”陈平原说,“也因为人多地少,读书是一个重要的出路。近年潮汕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做生意的李嘉诚,一个是做学问的饶宗颐。一方面不排除经商,另一方面又推崇读书。”
  
  陈平原的父亲陈北是读书人,在汕头农校当语文老师,母亲陈礼坚也是语文老师。汕头农校在一座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陈平原的小学、初中教育都在农村学校完成。父亲藏书颇丰,既爱中国传统文学,又受新文学的影响。陈平原清楚地记得,父亲书桌上,放一座白瓷的鲁迅塑像。
  
  少年陈平原已开始读父亲的藏书。“我家的藏书有两种,一种是翻译的苏俄文学,我父亲没有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时,主要的精神食粮。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及阅读趣味,包括某些方面的缺陷,是早年经历造成的。除了读新文学作品,就是读传统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史、批评史等,这决定了我以后走的这条路。”
  
  当陈平原进入初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回忆:“一方面是我的不幸,没有很好地完成学业。另一方面,父母受批斗,导致我不可能在学校里很活跃。这是因祸得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站在边缘了。我曾经想,如果我是工农子弟,当初或许也会参加红卫兵,批斗老师的大会上,说不定也会很凶狠,或者说‘富有战斗精神’。”
  
  大字报贴出来了,陈平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1948年到过台湾。“潮汕人都有出外闯荡世界的传统。父亲高中三年级辍学,说要当文学家,朋友介绍他到台湾的《中华日报》当校对,业余写诗。他在那里确实发表了好多诗文。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还专门带父亲的诗集去找《中华日报》。当然,因为他不是重要人物,《中华日报》报社职员1948年的大合影里没有他。父亲1948年初到了台湾,一年以后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一经历,使得他50年代以后不断受怀疑,因为,没办法证明他不是国民党派来的潜伏特务。这也让我很早就明白,人的命运,有时候不是自己能掌握的。谁能预先想到,小小的海峡成了不可逾越的天堑?”


  
  周围的干部子弟穿着旧军装上街,而陈平原既没有这个本钱,也没有这个愿望。“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受批判,陈平原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两个弟弟和奶奶,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面对各种生活困难,因而没有介入一系列大的政治运动。“文革”中唯一积极参加的活动是,大串联时,陈平原带着两个弟弟从潮州步行到了汕头。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出门时兄弟仨扛着旗子,走了两里路,把旗子一扔,就自由了。路途太远,走不下去,兄弟仨雇了一辆自行车载着他们。走到汕头,住了几天,看大字报,听说广州有流行病。“我估计也是政府吓唬大家的,要我们赶快回家,不要再往上走了。”兄弟仨上街看到烤白薯,买了烤白薯吃,陈平原就说:回家吧!“因为烤白薯挺香的,人家是吃莼菜鲈鱼想起家乡,我们是吃烤白薯想起应该回家。”
  
  三年的初中阶段,陈平原除了短暂的复课闹革命,没有多少时间安静读书。1969年,陈平原初中毕业,因为父母的问题,学校不允许他再继续念书。许多人上山下乡,陈平原却选择了回老家。“潮汕人有一个特点,年轻时外出闯荡,挣了钱,回老家买田地,盖房子。这个祖屋只要能盖得起来,一般是不动的,将来子孙不管哪一代人落难了,可以回来。原先我父亲在外面工作,我奶奶也都出来了,房子就空在那边。我们逢年过节有时候会回家,跟父老乡亲叙叙旧。到‘文化大革命’,父母说:如果落难,回我们老家,父老乡亲会帮助我们的。”1969年秋,陈平原带着两个弟弟及奶奶,回到离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真的得到父老乡亲的照顾。虽然陈平原才初中毕业,但父老乡亲相信他一定胜任教书。于是,十六岁的陈平原一面当民办教师,一面在家自修。1970年9月,被囚禁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又过了两年,父亲回汕头农校教书,工资全额发放,家庭经济好转。于是,陈平原毅然放弃教书,跑去潮安磷溪中学(原潮安四中)读高中。当时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在农村里当老师是一个好职业,不用下田干活。他们都认为陈平原太傻了。高中毕业后,陈平原当了半年农民,再继续当民办教师。从1969年秋到1977年底,陈平原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幸亏家里有藏书,加上他又没有别的不良嗜好,才不至于荒废学业。“比起正常上大学的人来说,我没及时得到名师指导,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大的遗憾。我和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王德威同龄,我问他1978年春天在做什么,马上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他已经去美国念博士了。那年我二十四岁,在今天,这已经是硕士毕业的年龄。这个状态,导致我知识结构上有比较大的缺陷,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自学的能力。因为很长时间里不是靠老师带出来的,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把读书和生活混合在一起,这倒是跟传统中国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1977年,拨乱反正,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陈平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多少年后,陈平原不无感慨:大浪淘沙,各种偶然因素,留下了我们这些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1978年2月,陈平原搭上村里的拖拉机,再转长途汽车,往广州念书。回望家园,陈平原说,潮汕人经常自嘲是“省尾国角”——广东省的尾巴,中国的边角。“那时候潮汕没铁路,我上大学之前没坐过火车,也没看过飞机。明清两代,潮汕人搭乘红头船闯南洋,以前出国没有办护照之说,愿意到哪个地方,搭船就走了。对潮汕人而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海运比较便利。可是,进入铁路为主干的现代社会以后,潮汕在整个交通布局里就变得不重要了。”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陈平原见到了前辈学者容庚、商承祚、王季思、黄海章、楼栖等,沐浴了大家风范。陈平原喜欢苏曼殊,访问过黄海章先生好多次,黄先生听力不行,塞着耳机,两人不断地笔谈,谈苏曼殊,谈佛教,谈诗歌。
  
  1982年1月,陈平原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专业为中国现代文学,导师是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教授。吴宏聪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与王瑶是联大的前后级师兄弟。在研究生期间,陈平原撰写了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他到北大读书的重要因缘之一。1984年秋,陈平原北上求学,成为王瑶最早,也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博士研究生。此后的学术生涯,陈平原与北大中文系紧紧地联在一起,2008年9月起任系主任。
  
  回首前尘,陈平原引用日本人福泽谕吉的话“一生而历二世”:一辈子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既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幸运。
  
  李怀宇:你真正接受文学正规的学术训练是从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始?
  
  陈平原:对。以前也读书,不过是自己读。这跟进大学接受专业训练,还是很不一样。对于大学生来说,名师当然很重要,但校园风气以及同学间的交往,同样让人怀念。1979年春,中大中文系学生创办了文学杂志《红豆》,不仅同学风华正茂,办杂志也是与整个社会对话,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往上走,不容易。进大学以后,跟随着整个时代思潮,不断被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原来好些幼稚、糊涂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清洗出去。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来说,首先得把以前受的不好的教育影响清除出去。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比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要困难得多。一张画,已经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线条,修改起来非常困难,必须先把一些错误的线条擦掉,要花很大的精力,而且,这种自我否定很痛苦。
  
  李怀宇:对你个人来讲,如何清除前一个时代的教育呢?


  
  陈平原:“文化大革命”中,我插队下乡八年。在农村里,文学是唯一可以自学且向上发展的事业。你的数学再好,物理再好,在那种环境下,根本走不下去。在劳动、教书之余,我练习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相声。没有名师指导,也没有朋友交流,全靠自己摸索,加上内心不够强大,必定受当时报刊的影响。你孤零零在山村里,自己读书写作,不想发表则已,一旦想要发表,就受时代风气及流行文体影响。进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好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写作的思路、趣味、文体以及表达方式,都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所以,要好长时间把它清除出去。大概到我读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有点自己的体会了。前面两三年,一直在战斗,与其说跟外在的错误思潮搏斗,不如说跟自己内心深处残留的趣味、知识、思考方式搏斗。有的人路子走得很顺,不必经过这个过程;但经过这个过程的人也有好处,会养成一种自我反省的习惯。凡事不会太得意,也不会太自满,会不断地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冲动,内心深处常常翻江倒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李怀宇:到北大读博士前,钱理群为了使你的学术风格更能为北大教授们所接受,多次写信给你指导,那时你每周总有一两封北大来信,同学间纷纷传说你在北京有位女友,老师们也有所风闻,都说你急于离开广州可以理解。那时候考博士的经历也颇为传奇?
  
  陈平原:也没有那么传奇。当时中大中文系没有招博士生,北大中文系也还没有。我是想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工作。最初我找的是社科院文学所,因为我的老师陈则光先生认识那边的某位领导。久居京城的人,无法理解一个外地青年进入北京后,为何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外地青年进京,大概都像我一样,拿着老师的介绍信,一个个访问。我哪知道北京学界有那么多矛盾。就像你告诉我,上午采访我,下午采访谁,那个人如果刚好是我特别看不起的,那我心里就不舒服。时隔多年,我才明白这里的道道。今天广东挺辉煌,但80年代初不是这样的。京城里的文化人大都认为,广东人不就是有点钱嘛,读书那是不行的。广东学界有句口号,写文章要“跨长江过黄河”,不能只待在岭南这一块地方。当我提出要北上时,导师吴宏聪老师告诉我:你去考,考得上北大,让你走;考不上,就留下来,中大也挺好的。我当初的想法很简单,非要到外面走走不可,转一圈再回来,也行。我来北京,只认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黄子平,黄是广东人,与苏炜是老朋友。到北大找黄子平聊天,送上一份准备参加学术会议的论文,是油印的,题目是《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又把论文给了钱理群。老钱比我大15岁,已经毕业留校当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钱理群看了我的文章,当天晚上就去找王先生,说把他弄到北大来吧。于是,王先生出面跟中文系说,要我来北大中文系教书。系里同意了,报到学校,学校说:从中山大学招人?你要觉得好,就把他招来念博士,博士毕业再留校。在我之前,北大中文系没招过博士生。王瑶先生说:好,那我就招。就这样,我成了北大自己培养的最早的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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