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我问过乐黛云老师，她想跟王瑶先生学现代文学，王瑶先生对她说：“你最好是学古典的，古代的人不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跟你说你评论他评得很不对。”
　　
　　陈平原：这是开玩笑的话，做不得准。他确实讲过，某著名作家挑着自己的著作，跑来责难，为何《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她评价不高。这也是王先生不跟当代作家打交道的缘故，认识了，容易有私心，难得公正评价。不过，作为学者，选择什么研究对象，大有深意在。王瑶先生有很好的学术敏感，我在《念王瑶先生》一文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1940年代撰写的《中古文学史论》，现在还是这个领域最好的著作之一，在学界备受肯定。西南联大好多文史学者做中古研究，是因为有“南渡情结”。1950年代初，王先生转过来做现代文学研究，不是纯粹的“遵命”，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1929年春最早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而王瑶本人早年在清华念书时是左翼学生，特别崇拜鲁迅。因此，王先生从古典文学转过来做现代文学，对他自己来说，既是时代需要，也是兴趣所在，同时也是一种明确的学术史判断。当然，王先生晚年依旧对中古文学有兴趣，经常跟我谈陶渊明、《世说新语》等。我在《念王瑶先生》中提及，先生晚年为台湾大安书局编过一本论文自选集，题为《从古典到现代》，可惜出版时改题了。写文章时凭记忆，后来找到那通书札，初拟的书名是《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因此，三年前，我以此为题，为王先生在北大出版社刊行新书。无论视野、趣味，还是具体论述，兼及古代与现代，这是王先生治学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
　　
　　李怀宇：你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在院系调整之后，很多学者在最好的年华里都经历了反右、“文革”，这是非常可惜的。你在同龄人里有没有探讨过“隔代遗传”这个问题？
　　
　　陈平原：这一说法，自认为有见地，但也招来不少非议。我说的是大趋势，不针对具体学者。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有非常出色的，我并没说他们都不行。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我们进大学的时候，还没调整好学术姿态，并在历史舞台上充分表演。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其才华方才得到很好的展现。至于70年代末，在思想解放大潮中，学术也在急剧转向，老一辈学者因为“没有改造好”，很容易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学传统，中年一代解放后上大学，经过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留下很深的印记，转过来不容易。我们则因为念书少，底子很薄，转弯转得快。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念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确实更多地受民国时期老学者的精神风范、学术态度乃至治学方法的影响。中年这一代，日后很多调整到位，也做得很不错。不能因为我说的“隔代遗传”，而否定他们的业绩。那样不公平，也不是我的原意。当一个时代转折的时候，刚刚站稳脚跟的人最痛苦，因为好不容易适应上一个时代，又必须跟着连续急转弯，而转的速度又不如后来者快。我开玩笑说：你看出名以后再到国外念博士的，一般很难适应，因为他/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与底色；反而是刚大学毕业的，一张白纸，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但是，这种痛苦挣扎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财富，一旦转型成功，会很有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