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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但是,我们上面都在说“义务”,而现代人看到“义务”二字,近乎本能地产生疑虑:孔子怎么光谈义务,而不谈权利?一个人光有义务,岂不是被压迫者?
  
  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大概不熟悉伦理学的古今之变。现代西方伦理学,确实是发展了权利论的伦理学。不过,古典时代的所有伦理学几乎都是义务论的。儒家固然如此,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乃至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莫不如此。而即便现代西方的伦理学,义务论也占有相当大分量,比如人们熟悉的罗尔斯即是基于义务讨论伦理问题的。
  
  至关重要的是,古人对于人的尊严与自由的追求,其实一点也不比今人差。义务论的伦理思考方式并不意味着,个人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前面所引《礼记•礼运篇》那句话就表明,古人所说的“义”,其实同时包含这两者。伦理上的义务总是相互的,上面所引的“十义”,都是对对成双的,子对父应孝,父对子应慈。兄弟、夫妇、长幼、君臣等关系中的义务,也都是相互的。而父亲应对儿子慈的义务,反过来就构成了儿子的权利。双方同样受到自己对对方的义务的约束,其实也就都拥有了对对方的权利。义务论的伦理学与权利论的伦理学所构造的现实的人际关系,并无区别,而前者致人于善的效果,恐怕比后者更好。


  
  古人在君臣关系中十分强调这一义务的相互性。孔子在另外一句似乎同样著名的话语中,讨论了君臣相对待之伦理和政治原则。《论语•八佾篇》记载: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朱子集注曰: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吕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很多人说,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受宗法思想影响,总喜欢把君臣关系比附为血缘关系。这种看法实出于对中国历史与儒家义理之无知。
  
  儒家对父子、君臣两种关系的性质,有十分清楚的辨析。郭店楚简出土儒家文献《六德》中明确指出:“父子亲生言;君臣义生言。”父子是自然的血亲关系,这关系是无法解除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君臣关系却与此不同,双方关系是人为建立的,当然也可以解除。同样是郭店楚简出土之儒家文献《语丛三》谓:君“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
  
  这意思已体现在孔子话中。对孔子的话,后代儒家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孔子认为,双方应当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的义务乃是自己内心的一项绝对命令。每个人只管对自己内心的绝对命令负责,不要管对方怎样对待自己。依此解释,确实可能出现现代人诟病之“愚忠”。
  
  但对这句话,向来也有另一种理解,宋儒也有这样的理解:君臣义务具有相互性,君以礼对待臣,臣自当对君尽忠。反过来同样,臣对君尽忠,君就当以礼待臣。一方向对方履行义务的前提是,对方对自己履行义务,双方的相互期待得到满足。假如一方未履行对对方的义务,另一方也就可以免于履行对对方的义务。
  
  应当说,也许这两个解释都可以成立,只是一种适合于常态,一种适合于非常状态。在常态下,双方各尽自己的义务,不要管对方怎样。这样,双方就可以恪尽职守,否则,双方可能相互依赖,推卸对对方的责任。不过,到了非常状态,就只能按照后一种解释了。而这种解释是有历史依据的。周代封建制之君臣关系本质上是契约性的,因而“君臣以义而合,不合则去”,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上册之详尽论证。
  

  从孔子本人的经历,即可看到君臣关系这种性质。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君不像君,臣的流动性也就大大增加。孔子就是一个例子。五十多岁后,孔子周游数国,在卫、陈等国曾短期为臣,但他每每发现,自己的君——通常是卿大夫——不能公允地对待自己,或者不能信赖自己。此时,已没有行道之可能性,孔子就果断与之解除君臣关系,告辞而去。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心目中,君臣关系乃是契约性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合则留,不合则去。
  
  至于君臣的权利、义务,则是由孔子所说的“礼”规定的。《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前面曾提及的齐景公与晏子的一段对话: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従,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在这段话中,晏子非常清楚地阐明了,礼的本质就是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就是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所蕴含的双方的伦理义务予以明晰,并约束每个人履行之。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的含义是:君应当像君:一方面,君对臣履行自己的义务;另一方面,在臣对君的正当义务之范围内对臣提要求、下命令。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君臣之礼。这样的礼对君构成一种约束,迫使君以合宜的方式对待臣。反过来,臣也是一样。君臣双方正是借助于礼,维系着健全的关系。


  
  也就是说,经由礼的引入,孔子更为深刻地阐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关系的性质。礼就是双方伦理性义务之客观化、明晰化,并且变成可以强制执行的。如此客观之礼在君臣父子等特定关系中居于所有个体之上,所有人均受礼的约束,这就是“礼之下的平等”。由此,君臣、父子之间虽有地位之不同,但不是绝对的尊卑等级之分。相反,礼约束每个人正确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自己对对方应当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双向的、相互的。关于礼的这种性质及其运转机制,读者诸君可参阅《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的下册。
  
  总之,孔子当然不主张以下犯上,但孔子也绝不主张以上凌下。孔子的理念是平衡的,他要在一个混乱的世界恢复、重建礼治秩序,而对于当时的秩序之混乱,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所以,孔子对每个人都提出要求,居于上位的君、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在孔子的时代,孔子见到最多的是君的愚蠢、无德,因此,“君君臣臣”其实首先是对君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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