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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君臣、父子、夫妇

  有人可能觉得,上述结论完全是从阴阳说推论出来的,不大可信。似乎就是针对这样的疑惑,接下来,《白虎通义》对于三纲内部双方关系的性质逐一进行了讨论。首先是君臣关系: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坚也,厉志自坚固也。
  
  “君,群也”,这是儒家对君的经典解释,见之于多种经典,《白虎通义》也多次重复。在儒家看来,有组织,就须有君,而君就是为了组织而存在的。君之所以为君,完全是因为他具有较为高明的“合群”之技艺,用现代话语说,他具有高明的领导力。这就是君道。由此,群下归心,也即人们自愿地服从于他的权威——请注意,我说的是权威而非权力。这就是臣道。
  
  从这个角度看,君确实为臣之纲。在君臣关系中,当然是君领导臣,而不是臣领导君。问题的关键在于,君必须具有君之德与能,而获得臣之自愿服从。在此,君守君道,臣守臣道。这一点对于组织、对于共同体的创造和维系是至关重要的。
  
  儒家反复强调这一点:君臣之间绝非依靠暴力建立关系,而是基于自愿原则。上一篇提到过“君臣以义而合”,这是儒家认定的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君臣双方的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同。父子关系是自然的,不可能真正切断。君臣关系却是人为的,可以自愿选择,双方合则留,不合则去。君如果放纵欲望、意志,丧失合群能力,臣也就自然地可以解除与君的关系。孔子说过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及孟子所说的“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人们非常熟悉的《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一句,就是描述君没有使臣以礼、臣决定解除君臣关系而离去的情景。《白虎通义•谏诤篇》引用了这句诗,表达了对于君臣关系的同样看法,尽管稍微隐晦一些。君臣关系解体对于共同体而言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共同体可能陷入混乱。但是,这责任要由君来承担,君为臣纲的逻辑结论就是,君拥有权威,故君承担主要责任。
  
  总之,《白虎通义》中“君为臣纲”的意思绝不是君臣之间乃是绝对的命令-服从关系,相反,双方乃是以义而合的自愿性契约关系,均须承担对对方之责任,如此才可以维系双方关系。
  
  接下来,《白虎通义》讨论父子关系:
  
  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这段论说非常有趣。因为血缘上的原因,而有了“父为子纲”,父亲当然拥有对于儿子的某种权利,比如,父亲可以教导儿子。但是,《白虎通义》清楚地指出,父亲的责任是以“法度”教育子女,把社会普遍而客观的伦理、规范、规则告诉孩子,以便他未来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父亲绝不可滥用自己对孩子的权威,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意志,把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孩子。
  
  最有意思的是,这里引用了“争子”概念。争者,诤也,这也就相当于君臣关系中的谏诤。换言之,《白虎通义》绝不认为子女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反过来,子女倒有辅佐、帮助父亲的权利,或者也可以说是义务,对于父亲的不正当做法,子女是可以“谏”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白虎通义》的基本立场:君和父的权威都不是自然的,而是德行的产物。君必须具有合群的能力,臣才会服从之。父亲以法度教导子女,才算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由此子女未来可以健康成长,这一点是父亲获得子女信服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白虎通义》也相信,在君臣、父子关系中,君、父虽然处于尊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并不保证他们不犯错误。相反,《白虎通义》专门讨论了臣子矫正君父错误的必要性。这表明了儒家对人心的冷静看法:人人都可能犯错误,处在权威位置上的人也不例外。
  
  据此完全可以推论,《白虎通义》相信,君父不当享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他们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需要遵守规则;他们也需要对方的扶助:君必须依赖臣的谏诤,父也必须听取子女的谏诤。那也可以说,反过来,君必须尊重臣,父必须尊重子女。有些时候,臣完全可能比君更正确,子也完全可能比父更正确。这个时候,君父就应当服从臣子。决定性因素是谁正确,而不是谁的地位高。儒家把双方置于义、置于道之下。如此,则相互尊重,各尽义务,就是双方相处的正道。唯有君臣、父子双方相互尊重,相互扶持,才可相互成就自我,最终成就国与家。
  
  接下来,《白虎通义》讨论夫妇一纲: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昏礼》曰:“夫亲脱妇之缨。”《传》曰:“夫妇判合也。”
  
  在夫妇关系中,由于生理、心理上的自然差异,夫居于主动地位,因而,丈夫需要“扶接”妻子。与后世的理解正好相反,这是对丈夫施加了一个伦理义务。《白虎通义》也清楚地指出,丈夫须以“道”扶接妻子。这个道的最浅层次的意思就是合理、正确的方式,比如,丈夫对妻子的扶接,绝不可让妻子感到卑下。
  
  反过来,妻子也应当对丈夫、对家庭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究竟是什么?《白虎通义》的文本首先说,妻子应当“服”。在古语中,“服”通常是承担某种职事的意思。《说文解字•女部》:“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释名•释亲属》:“妇,服也,服家事也。”这种解释阐明了夫妇分工之义:丈夫主于家之外,妻子主于家之内。这是妻子的责任,妻子应当承担管理家内事务的责任。反过来看,这也是妻子的权利。在礼所划定的范围内,妻子可以自主地管理家事,对此,丈夫不得随意干预。


  
  《白虎通义》接下来又说“以礼屈服”,这可能是指屈服于丈夫,服从于丈夫的权威。这一点,对于家庭这个组织的存在和维系而言是必要的。但是,《白虎通义》在强调妻子这种义务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了一个权利的保障:这种屈服只限于礼的范围内。即便妻子需要服从丈夫,或者说,丈夫对妻子拥有某种权威,丈夫也必须在礼所划定的范围内,按照礼所规定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威。这一规范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孔子对君臣关系的说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最有趣的是,《白虎通义》接下来强调了夫妻之平等,这一点体现在此处所引一个婚礼仪式中。孔子关于婚礼的讨论,集中于《礼记•哀公问》,孔子强调的重点乃是“亲迎”之礼。所谓“亲迎”就是新郎亲自去接新娘,按照《诗经•大雅•大明》,此为周文王所立之先例,因而构成周代最为重要的法度之一。此处未引亲迎之礼,而引用了“亲脱”之礼,但其制度含义是相同的。亲脱仪式突出了夫妇之平等,两人乃是基于道、礼而结合成为一个平等的共同体的性质。
  
  儒家清楚地知道,夫妻关系既不同于君臣关系,也不同于父子关系。君臣有尊卑之分,父子有长幼之序,夫妻两人却是平等的。《释名•释亲属》明确地说:“夫妻者,匹敌之义也”,“匹”“敌”均为“偶”之意,夫妻乃是对等之匹偶也。《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关于鲁庄公与齐姜氏婚姻的经、传、解,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对于夫妇关系的理解:
  
  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传:其言入何?难也。其言日何?难也。其难奈何?夫人不偻,不可使入。与公有所约,然后入。
  
  何休解:偻,疾也,齐人语。约,约远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顺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后与公约,定八月丁丑乃入,故为难辞也。夫人要公不为大恶者,妻事夫有四义:鸡鸣笄而朝,君臣之礼也;三年恻隐,父子之恩也;图安危可否,兄弟之义也;枢机之内,寝席之上,朋友之道也。不可纯以君臣之义责之。
  
  齐国这个姜氏女子极有个性,她一定要与鲁庄公订立一个书面的婚前契约,才肯归来。而《春秋》公羊学家认为,姜氏有权利这样做。东汉经学家何休对夫妻关系的界定最有意思。在他看来,夫妇关系中融合了封建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重关系。总体来说,夫妇关系乃是具有十分亲密之身体接触、情感联系的平等的朋友关系,也就是最为亲密的对等而一体之人际关系,尽管双方也有某种“相兼”关系。
  
  由此论说,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理解《白虎通义》所引《丧服传》之语的含义:“夫妻,一体也……夫妇,判合也。”判者,半也,伴也。夫妻各为婚姻中之一半,双方形成大体平等的伙伴关系。郑玄注曰:“夫妇判合,礼同一体。”上天注定将要结合在一起的男女两个平等的人,通过契约而结合,组成一个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家。他们合理地分工,承担不同的职责,相互履行对对方的义务,如此则家庭必定兴旺。

  
  夫妇关系如此相合而相兼的性质,乃是关于夫妻关系之平实的理想。令人惊讶的是,托克维尔看到美国人的夫妻关系也正是这样的。托克维尔说:
  
  在欧洲,总有人混淆两性的不同属性,宣称不仅要让男性、女性实现平等,还要实现相同。他们让这一性承担另一性的职能,向他们施加相同的义务,赋予他们相同的权利。这些人在每个事情上拉平两性,工作、娱乐、公共事务。很容易想象,这样拼命让一个性别等同于另一个性别,必让两性同时遭受损害。如此粗暴地混淆造物主的作品,必会形成软弱的男性和不诚实的女性。
  
  这可不是美国人理解的可在女人与男人之间建立的那种民主的平等。他们认为,既然造物主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和精神构造上确立了那么大的差异,造物主显然呈现了这样的目的:让他们的不同天赋各得其所。他们认定,进步不在于把不同的事物弄成同一种,而是要让他们在最大限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美国人把支配今日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伟大原则运用于两性,他们仔细地划分男人和女人的职责,由此较好地实现了社会之良好运转。
  
  美国人追求自由,也追求政治上的平等。但是,他们没有把平等的追求扯进夫妻关系中,他们相信,男女应当不同: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持续地关注为两性划出清晰分界线的国家,在那里,人们希望,双方同步前进,但应当沿着不同的路径。你不会看到美国妇女承揽家庭以外的事务,经商,或者最终进入政界。你也不会看到,有妇女被迫从事耕地这样的苦活,或者需要强壮体力的其他艰难劳作。没有一个家庭会穷到不遵守这个规则。
  
  夫妻不仅不同,家庭内部还存在男性的权威:
  
  美国人从来不会想象,实行民主原则之结果乃是颠覆丈夫之权威,他们认为,每个社团要有效运转,就需要一位首领,而夫妻社团的天然首领就是男人。因此,他们从不否认后者指挥其伙伴的权利。他们相信,一如在大型的政治社会中,在夫妻组成的这个小型社团中,民主制的目标是管理必要的权利,并让他们具有正当性,而不是摧毁一切的权利。
  
  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夫妻关系中“相兼”的一面,具有平等理念的美国妇女乐于承认丈夫的权威: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美国妇女觉得丈夫的权威是对她们权利的巧妙僭夺,或者她们相信服从这种权威是丢脸的。相反,我似乎看到,她们以自愿服从丈夫的意愿为荣,她们主动地就范而不是逃避它,且以此表现自己的高贵。这至少是那些最有德行的妇女所呈现之情感。其他人保持沉默,而在美国,你不会听到那些不忠的妻子肆意践踏她自己最神圣的义务,而又吵吵闹闹地主张妇女的权利。
  
  至少在托克维尔眼里,已经处于现代性之中的美国人关于夫妻关系的看法,与儒家暗合。这说明,儒家确实洞察到了夫妻关系之健全的应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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