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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三纲:自由人以义而合

  总结一下:《白虎通义》之三纲六纪说阐明,君臣、父子、夫妇乃是三种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三纲为六纪之本。其次,三纲说阐明了这三种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均基于以下三条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双方乃是基于某种普遍的公正规则而结合的,此为六人“相合”之道。就君臣关系而言,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君臣双方的关系乃是人造的,故纯粹“以义而合”。父子具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当然是无可更改的。但双方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场域,其关系就至少部分地是人造的:父以法度教子。至于夫妇之间,也是以道、以礼相合。据此,三纲所涉及的六人,不论处于何种位置,都在普遍规则之约束下,而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意志。他们的关系也因此种普遍规则的控制和约束而可稳定地维系。
  
  第二原则: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中,双方的内在属性各不相同,因而在共同体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大体上,在两人之间,一方较为主动,另一方较为被动,此即董仲舒所谓“相兼”之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侧重于强调这个意思。
  
  第三原则:尽管双方的角色不同,但君臣、父子、夫妇终究属于同一个伦理与利益共同体中相互合作的双方,因而,双方应当相互扶持,由此而相互成就各自的角色,并成就共同的事业。如果不能相互扶持,那双方都将不能成就自我,共同的事业也就无法持续。《白虎通义》尤其强调了居于主动位置的君、父、夫的义务:他们应当克制自己的骄傲,尊重臣、子、妇,让他们发挥扶助自己之功。这是君、父、夫的伦理乃至法律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白虎通义》,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的基本关系就是“不同而合作”,或者说“分工而合作”。这种关系中的双方之权利-义务可能并不完全对等,但是,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尤其是伦理和法律同时保护双方。据此我们可以说,双方都是自由的。“三纲”绝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乃是专制性质的关系,相反,这三对关系都是自由人之间“以义而合”的关系——也许,父子关系应当除外,而君臣、夫妇关系甚至都可以说是契约性关系。确实,种种自然和社会因素决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在各自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是,双方均受普遍的正义规则约束,必须对对方负责,相互扶持。六个自由人相互合作,从而构造和维持着国与家。
  
  三纲为六纪之纲,上述六人间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六纪中人际关系的性质。如果三纲也是自由人之间以义而合的关系,那么,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以义而合的。人们所组成的各种共同体之间同样以义而合,最终形成一个社会的优良治理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每个人以尊严之身各尽其分,各得其所,相互合作。
  
  这就是儒家关于人际关系的基本理想,这是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理想。事实上,回到历史脉络中,我们要说,这不只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也是一项法律要求。这是由《白虎通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后汉书•章帝本纪》记载,汉章帝“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皇帝之所以隆重地召集各方面人士,尤其是传承不同“家法”的诸儒,辩论儒家经义,乃是因为,董仲舒-汉武帝“更化”以后,“经义”就构成了汉人之“根本法(fundamentallaw)”,类似于今天的宪法,而其比宪法的内容更丰富,所有的实证法律、社会伦理、政策政令都受其支配。经义既然具有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经义的分歧就必然导致政治纷争,所以,皇帝才下令召开白虎观会议,“共正经义”。这次会议其实是一次代表性相当广泛的制宪大会。诸儒就涉及社会治理各方面之经义展开激烈辩论,《白虎议奏》即是这次大会的辩论记录。班固择取诸儒之共同意见作《白虎通义》。“通义”之“通”,就是英格兰“普通法”一词中之“普通(common)”,意为各家公认、因而通行于天下的法度。
  
  “三纲六纪”即为其中至关重要的法度。陈寅恪先生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之Idea,是最高抽象理想,诚然。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也是汉代的根本法,并深刻影响了后代。
  
  而上面对三纲六纪文本的解读有助于解释,何以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又热爱中国文化的陈寅恪先生,会把三纲六纪视为中国文化之Idea,又何以先生会认为,王国维先生身殉中国文化之举,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洞悉西方治理之道,又把握了中国文化之大脉络的陈寅恪先生必已意识到,三纲中的六个人均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是健全的。每个人都向对方履行义务,但同时也都保有自己的尊严。唯有这样的三纲六纪才值得王国维先生以身相殉,也值得陈寅恪先生以病弱单薄之身,于狂风巨浪中拼死守护。
  
  陈寅恪先生于《王观堂先生挽词》之序中又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此一制度或许正是笔者所探讨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此一制度下的中国社会,固然不是现代的自由社会,但也绝非专制、不人道之社会。作为其中之根本的“三纲”就决定了这一点。
  
  但百年以来,人们不能正确理解“三纲”的内涵,甚或有意抹黑三纲,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传统中国社会制度中所存在的、哪怕只是部分地存在的有助于人的尊严与自由之制度,而以一个简单化的“专制”一言以蔽之。陈先生又谓:
  
  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当陈寅恪先生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内心是充满痛苦的。由于上述对中国传统之简单认知,人们无意于为中国固有之抽象理想构造现代形态,而是鼓动全盘西化,走上激进之路。此后,传统固然被全盘摧毁,人们并没有得到理想的西化,反而一无所获,甚至更糟糕。
  
  历尽劫波,我们恐怕不能不重回陈先生八十多年前所指示的路径,那就是,以谦卑的心态,面对先贤之文本和历史,重新认识三纲六纪这一中国文化之最高抽象理想的深刻内涵;进而在现代语境中,发掘古人的经验与智慧,旁引西人治理之术,重建其现代的制度实现形态,以重建人人保持尊严、享有自由,而又以义而合的健全的伦理、社会与政治秩序。此乃华夏文明的自我维新之道,也是唯一可能的现代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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