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礼教”，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并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认识。
　　
　　这个词起码出现、流行于新文化运动中。1919年11月1日，四川文人吴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高调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这篇文章在“吃人”和“礼教”之间画上等号，而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之先生盛赞吴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氏之论断不胫而走。
　　
　　此后，一拨又一拨人把一盆又一盆脏水泼到礼教之上：追求进步和个性解放的青年们争做冲破封建礼教的英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小说以此为主题；民法的立法者们致力于破坏礼教；五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总以礼教为攻击对象。近百年来，礼教持续地被妖魔化，变成一个无人不晓的贬义词。流风所及，今日知识分子提到礼教，仍不假思索地作痛心疾首状。
　　
　　然而，“礼”究竟是什么？“教”又是什么？“礼教”究竟是什么？礼教在社会治理中究竟发挥着什么功能？礼教是否真的如文人控诉的那样严厉束缚人性？破除了礼教，人们是否就可以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