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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三代之礼治

  首先来看“礼”。
  
  礼可谓源远流长,三代之治就是礼治,其中尤以周的礼治秩序最为健全。孔子之“郁郁乎文哉”,就是赞美周礼的。那么,礼是什么?礼治是怎样运转的?我在《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下册,依据古典经史文献,以数十万字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详尽讨论,诸君或可参考。
  
  最简单地概括,礼就是习惯法。二十个世纪三十年代曾在伦敦师从哈耶克学习经济学、晚年曾翻译哈耶克所著《自由的宪章》的周德伟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所谓礼者即由风俗习惯传统及人民接受之道德价值而成,亦即人民共同生活之规律,虽无法律之拘束力,但其普及于民间较之成文之法律不知高出若干倍,且唯其无拘束力,故能适时生长演变,以现代西方术语表示之,此乃私法系统(PrivateLawSystem),类似英国之判例法(CommonLaw)。
  
  这里所说的判例法就是普通法。欧洲学界的共识是,封建治理一定是习惯法之治,英格兰普通法就是习惯法的一种形态。周是封建制,周人所说的礼就是欧洲十世纪到十四五世纪封建时代所说的Law(法),它是共同体在漫长岁月中累积形成的习惯性规则体系。
  


  三代,尤其是周的礼治,具有两大特征:第一,礼无所不在,人的一切公私活动都在礼的调整、管理之下。第二,礼无人不包,所有人均接受礼的管理,均在礼之下,无人例外,包括封建的各级君子也即贵族,包括地位最高的君——周王。
  
  这两大特征决定了礼治就是礼的统治(RuleofRites),一切权威,包括周王的权威都在礼之下。换言之,与反礼教的文人之说恰恰相反,周代的礼治十分接近宪政主义之核心制度——法治(RuleofLaw),礼治其实具有强烈的宪政主义性质。
  
  想想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就不会对这一说法感到吃惊:现代法治就是从英格兰封建的普通法传统发展而来。英格兰的法治是自由的保障,那么周的礼治呢?关于礼治的效果,《论语》记载孔子之弟子有子的一句话:“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的功能就是达到众人之“和”。那么,“和”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人们习惯于说,“和”是和谐,甚至有人说是“和稀泥”。
  
  仔细思索就会发现,“和”的第一层含义应当是“协调”。礼的作用就是协调人际合作、交换关系。由此得到的效果乃是《周易•乾》“彖”辞所说的“各正性命”,每个人各得其分。在这种“和”的整体秩序中的个体,就处于自由状态。关于礼治的效果,《礼记•礼运篇》最后的一大段话说得很具体: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谦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
  
  我最喜欢“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这是对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的最佳定义:人们生活于共同体中,而非原子式存在——对这样的人,讨论自由是毫无意义的:自由对共同生活、展开合作与交换的一群人才是有意义而重要的。人们共同生活,但各有个性,并不相互替代,此即“连而不相及”。这也就是春秋时代子产等贤人论及的“和而不同”。人们相互合作、交往、交换,而不相互伤害,此即“动而不相害”。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乃是人人遵守正当行为规则,礼就是这样的正当行为规则。
  
  所以,在周的礼治秩序下,人与人之间固然是不平等的,但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你觉得这是天方夜谭?那就想想孔子的生命状态吧,那难道不是自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完全拜封建的自由之所赐。再想想诸子百家中,可有一位出自秦国?没有。诸子百家皆出自东方六国。为什么?因为东方六国的封建制最为完整,封建的自由根深蒂固,即使到战国时代,也未完全消失,而这是思想尤其是观点自由传播、交流之制度保障。而秦国始终没有这样的自由传统,因为秦的封建化程度较低,又遭到商鞅等人的深入铲除。
  
  总之,周代之礼治,就是人的尊严、自由与宪政制度之中国传统的大本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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