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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汉以后之礼俗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礼治秩序松动、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刑治秩序——它成熟于秦国。
  
  礼治秩序中本来就有刑。任何规则,若欲维持其效力,就不能没有强制执行手段。刑就是礼治的强制执行手段。但在周代,刑是附属于礼的,而不能单独存在。到春秋后期,君子也即贵族群体败坏,庶民无法忍受而反抗。同时,强势卿大夫所控制的田邑、人民数量越来越多,礼治不敷使用。有些敏锐的君子乃开始强化本来只是附属于礼的刑的作用,当时发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是郑国子产做刑书,对此,晋国贤人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强烈反对。但二十年后,晋国赵鞅也铸刑鼎。刑书、刑鼎就是刑律,由此一路发展,到战国初期,魏国李悝作《法经》。卫鞅——也即商鞅——携带它到秦国,被秦采用。在秦始皇兼有天下之后,刑治达到其极致——而秦也迅速灭亡。
  
  秦之速亡,根源在刑治之无法克服的缺陷。礼是习惯法,礼就在人们的生活当中,用《中庸》的话说,“百姓日用而不知”。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无须思考而行动,就完全可以是“合礼”的。礼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人自治其身,以及小共同体自治。如此,政府动用刑罚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而,礼治的治理成本是较低的。


  
  刑治与此不同。刑治的问题倒不在刑本身,而在于礼治崩溃后,基层社会没有发展出替代性自治机制。从商鞅开始,秦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致力于消灭社会自治。于是,秦制唯一的社会治理机制就是刑治。各级官员的职责就是为政府动员资源,对不服从者运用刑罚。没有社会自治的结果是,政府需要全面管理每个人。而同样是因为没有社会自治,人性之恶被释放出来。如此,政府就陷入控制的困局中,治理成本迅速上涨,最后土崩瓦解。
  
  董仲舒-汉武帝进行之更化,本质是部分地废弃刑治体制,部分地恢复礼治,从而形成了一种礼-刑共治体制。
  
  这里的礼,首先是皇家礼仪。叔孙通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为刘邦制定了各种皇家礼仪。《汉书》以后正史中都有《礼乐志》,这里的礼主要就是指皇家之礼仪。很多人因此而抨击叔孙通,说他这种做法强化了皇帝的权威。这种意见的预设是,皇帝用赤裸裸的暴力来建立政治秩序,才是最好的。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才是最好的政治。
  
  司马迁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称赞:“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不要小看朝廷礼仪,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它让皇帝和大臣各自明白自己的本分,也即权利和义务,由此两者间的关系趋向正常化、规则化,从而抑制各自欲望、意志之横溢,而让政治秩序较为理性化。而这一点,对民众也有一定好处。即便是现代民主国家,公共生活也是需要庄严、甚至不乏繁琐之礼仪的。文明离不开礼仪,文明的政治同样离不开政治礼仪,以控制政治参与者的欲望和意志。


  
  在基层社会,儒家所恢复之礼,则呈现为“礼俗”。《周礼•天官冢宰》记太宰之职有“以八则治都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郑玄注:“礼俗、昏姻、丧纪旧所行也。”礼俗就是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性规则,既包括祭祀、婚姻之俗,也包括产权界定、工商交易之规则。也就是说,礼俗既涵盖熟人关系,也覆盖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礼俗既有伦理性规范,也有习惯法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礼俗相当于西方意义的私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礼俗不只是原生态的民众习惯,而是经由儒家士君子之熏染,渗入了儒家价值。底层人民如果缺乏士君子之提撕,其行为方式必趋向粗鄙、败坏,而不足以维持合理的社会秩序。在西北偏僻地方可看到这种情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文人却把“西北风”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民俗必须精英之提升。
  
  对这一点,儒家有清醒认识。《礼记•学记》开篇就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历史地看,礼俗之治的形成,乃与儒生在西汉前中期的崛起同时而发生。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机制是,儒学大师在民间聚徒讲学,这些弟子来自各地,学成之后,又分散于社会。汉初开始,皇帝不断从各地征召孝廉方正、贤良文学,这就证明,社会中分散着一批儒生。这些儒家士人生活于基层社会,自我约束,以身作则,而以儒家价值提升基层习俗,这就是以学化民成俗。

  
  另一方面,这些儒生被委任为官员后,也会积极地化民成俗,这就是《史记》开始专门列传的“循吏”群体:循吏的典范是韩延寿,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记载,韩延寿“少为郡文学”,因而接受系统的儒学训练,后来担任人口众多的颍川太守: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数年,徙为东郡太守,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皆便安之。


  
  韩延寿树立了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之儒家官员的治理典范。此后,历代都不乏这样的官员,人们所熟悉的大儒,比如程明道、朱子、陆九渊、王阳明,无不如此。而且,与今人之误解相反,他们普遍遵照孔子“先富后教”的治民之道,首先致力于“富民”,包括兴修水利,鼓励工商业等。在此之后,才致力于教民。这包括兴办学校,养成地方士人群体。之后,与士人合作,移风易俗,提升民众生活的文明程度,而创造和维持健全的地方秩序。
  
  两千多年来,经由分散于基层社会之儒生和出身儒家的各级官员的共同努力,基层社会的礼俗扎根神州大地,虽经各种厄难而生生不息。这样的礼俗就是规范基层人民日常生活的基础性伦理与法律规则。至关重要的是,儒生出身的地方官员信任这些礼俗,给这些礼俗以足够的治理空间。比如,人们都知道,明清时代,面对诸多琐碎争议,地方官通常会责令当事人回到社区,通过基层自治机制来解决。当然,必要时,地方官也会以政府的强制力执行这些礼俗。对地方官来说,这是控制治理成本的明智做法。
  
  换言之,中华法律体系在三代呈现为礼治,其中包括刑;汉以后则呈现为皇家礼仪、礼俗与刑律共同治理之格局。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只有礼典、刑律,现代人据此就说,中华法系没有民法,就是刑律主导。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偏颇的。如此庞大的一个共同体,要维持基本的社会合作与商业交换秩序,怎么可能没有规范人身、婚姻、继承、产权、合同等事务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执行机制?只是,在两千年中,政府对此保持了立法的克制,而将其交给民间,并让民间自行执行,政府只是在必要时发挥辅助作用。实则,完整的中华法系以规范皇家、朝廷礼仪之礼典、规范行政体系之政典、规范人民普通行为之礼俗为基础,刑律不过是其中最不重要的辅助性部分而已。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政”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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