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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走出吴虞式的精神疾病

  总结上面的讨论,在汉以后以迄明清基层社会,礼主要指礼俗,教就是教化。礼教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上层是儒家学者以学教化,养成君子,或者略低一个层次的绅士;下层是儒家士君子与绅士化成礼俗,让庶民也具有最基本的道德理论。由此,以儒家士君子、绅士为中心,依托种种自治性组织,国民中间形成和维持良好秩序。总之,礼教是一种社会自治机制,与主要依靠权力、暴力的刑政之治相对。它是汉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之基础架构,是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人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不妨对吴虞的文章略作分析。吴虞关于吃人礼教之说,可能会让我们想到周树人的《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吴虞文章只不过试图为那时的一些激进反传统文人之“礼教吃人”说寻找了几个历史注脚。
  
  第一个例子,吴虞引《左传》关于齐桓公下拜周王之事,“据这样看来,齐侯是很讲礼教的。”随后又举易牙蒸子献进齐桓公之传说,乃大发议论:你看齐侯一面讲礼教,一面吃人肉,“好像如今讲礼学的人,家中淫盗都有,他反骂家庭不应该讲改革。表里相差,未免太远”。吴虞所举其他例子,大体都是这个调调,其基本结论不过是,那些讲礼教的人言行不一,很虚伪。事实上,一百年来,“虚伪”是所有文人攻击礼教的主要理据。
  
  毫无疑问,在一个重礼教、重名教的社会中,肯定会有虚伪之人。对这一点,《后汉书》这样的正史也毫不讳言。因为,礼教作为社会自我治理机制,不可能借助暴力,而只能借助舆论杠杆发挥作用,也即通过表彰善行、谴责恶行的舆论,激励人们行善避恶。可以预料,大多数人是言行如一的,因为,在乡里社区长期相处,人们彼此熟知,很难长期掩饰真相。
  
  再者,究竟何者为虚伪,何者为真情,并不容易判断。礼教之旨,如汉宋儒所说,乃在于节制人欲——注意,儒家从来不主张灭欲。宋儒所说的灭人欲,也只是从精微处而言。因此,礼教乃是一个贯穿于人生的持续过程,因为,不正当的欲望随时可能冲破义礼之防线而放纵出来。此时,礼的约束失效了。对照此前的宣示,此人即显得虚伪。
  
  但此时,真正的问题何在?显然在于如何弥补礼教之失,使之更有效地约束人,因为,不正当欲望的放纵,对当事人、对相关各方都是不利的。即以吴虞所举齐桓公之事为例。齐桓公本不准备对周王行礼,这体现了桓公之人欲:骄傲。因为实力,他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管仲则劝齐桓公依礼对待周王,这就是管仲“以礼教化”桓公。桓公听从管仲建议,从而维持了当时的礼治秩序。而这对齐国、对天下诸侯、对周王,进而对于天下万民,都是有利的,因为由此,齐桓公才得以联合华夏诸国攘除夷狄,才可以减少各国内部的祸乱。到了战国时代,没有礼了,也没有虚伪了,于是,各国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毫无节制地相互杀戮,尤其是秦国。由此,天下生灵涂炭。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了管仲教化齐桓公之功业是何等伟大。管仲去世后,齐桓公丧失了教化者,其欲望就放纵出来,就有了易牙蒸子进献之大恶。而因此,齐桓公不得善终,齐国陷入内乱。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齐桓公缺乏教化。


  
  吴虞所代表的文人却完全偏离问题的焦点,转而大谈“虚伪”,把礼教视为君主、圣贤所设的吃人的“圈套”。然而事实上,礼教乃是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对君主经常是不利的。比如,东汉后期士气高涨,士人正是以名节相砥砺,这正是名教最发达的时候,而这“士”气恰恰是针对皇权及其御用宦官的。明中后期士人之反皇权、宦官专制,同样依靠的是名教。
  
  那么,我们不能不奇怪,吴虞为什么对礼教如此痛恨?这显然与其变态心理直接相关。吴虞与父亲关系不好,以致成为仇敌,在日记中称父亲为“魔鬼”。并将自己与父亲争讼的过程写成《家庭苦趣》,在报纸上张扬。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变态之人,却被胡适之先生称赞为“老英雄”。同样积极反礼教的陈独秀,私人生活也极为混乱。
  
  凡此种种极具象征意义:“吃人礼教”之说,实乃现代文人精神疾病发作下的胡言乱语。面对强大的西方,面对共和成立后民主巩固期的暂时挫折,缺乏足够知识、智慧的文人陷入焦虑之中,无法排解,而试图通过全盘否定传统,寻找一个无从辩解的替罪羊,缓解内心的焦虑。
  
  新文化运动文人冲决礼教网罗的呼吁,最多只是激发了一些思春青年的情欲勃发而已,他们冲破礼教,走向性乱。他们也因此总是做出荒唐的政治判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治国者继承了激进文人的意愿,用权力摧毁文人们所抨击的吃人的礼教。这样,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礼俗遭到相当彻底的破坏。

  
  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中国人果真因此而获得了新文化运动文人所允诺的自由了吗?当然没有。礼教崩溃意味着,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不再存在,所有人被编织到权力直接控制的体系中。诸多当年的反礼教英雄,也被这个体系吞噬了。
  
  这个冷酷的事实说明,礼教并不吃人,没有礼教的治理架构才会吃人。没有礼之教化,人就会物化,丝毫不遮掩自己的欲望、力量,为了满足无尽的欲望而毫不留情地相互伤害。没有礼教,权力也会肆无忌惮。礼教也许确实不能让文人、青年们享有绝对的自由,但通过摧毁礼教追求绝对自由之结果,则是绝对的不自由。
  
  到今天,经过百年批判、摧毁,五千年礼仪之邦已成人情冷漠、礼仪沦丧之地,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处在与战国、五代相近的时代:礼崩乐坏。即便有些知识分子还有反礼教的雄心,其实也没有礼教可反了。当年,胡适、吴虞反礼教,还有意义,因为那个时代还有礼教,今天,礼何在?礼教何在?负责任的中国人在这个时代要思考的问题应当是:礼教何时能够重建,如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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