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上面的讨论，在汉以后以迄明清基层社会，礼主要指礼俗，教就是教化。礼教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上层是儒家学者以学教化，养成君子，或者略低一个层次的绅士；下层是儒家士君子与绅士化成礼俗，让庶民也具有最基本的道德理论。由此，以儒家士君子、绅士为中心，依托种种自治性组织，国民中间形成和维持良好秩序。总之，礼教是一种社会自治机制，与主要依靠权力、暴力的刑政之治相对。它是汉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之基础架构，是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
　　
　　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人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不妨对吴虞的文章略作分析。吴虞关于吃人礼教之说，可能会让我们想到周树人的《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吴虞文章只不过试图为那时的一些激进反传统文人之“礼教吃人”说寻找了几个历史注脚。
　　
　　第一个例子，吴虞引《左传》关于齐桓公下拜周王之事，“据这样看来，齐侯是很讲礼教的。”随后又举易牙蒸子献进齐桓公之传说，乃大发议论：你看齐侯一面讲礼教，一面吃人肉，“好像如今讲礼学的人，家中淫盗都有，他反骂家庭不应该讲改革。表里相差，未免太远”。吴虞所举其他例子，大体都是这个调调，其基本结论不过是，那些讲礼教的人言行不一，很虚伪。事实上，一百年来，“虚伪”是所有文人攻击礼教的主要理据。
　　
　　毫无疑问，在一个重礼教、重名教的社会中，肯定会有虚伪之人。对这一点，《后汉书》这样的正史也毫不讳言。因为，礼教作为社会自我治理机制，不可能借助暴力，而只能借助舆论杠杆发挥作用，也即通过表彰善行、谴责恶行的舆论，激励人们行善避恶。可以预料，大多数人是言行如一的，因为，在乡里社区长期相处，人们彼此熟知，很难长期掩饰真相。
　　
　　再者，究竟何者为虚伪，何者为真情，并不容易判断。礼教之旨，如汉宋儒所说，乃在于节制人欲——注意，儒家从来不主张灭欲。宋儒所说的灭人欲，也只是从精微处而言。因此，礼教乃是一个贯穿于人生的持续过程，因为，不正当的欲望随时可能冲破义礼之防线而放纵出来。此时，礼的约束失效了。对照此前的宣示，此人即显得虚伪。
　　
　　但此时，真正的问题何在？显然在于如何弥补礼教之失，使之更有效地约束人，因为，不正当欲望的放纵，对当事人、对相关各方都是不利的。即以吴虞所举齐桓公之事为例。齐桓公本不准备对周王行礼，这体现了桓公之人欲：骄傲。因为实力，他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管仲则劝齐桓公依礼对待周王，这就是管仲“以礼教化”桓公。桓公听从管仲建议，从而维持了当时的礼治秩序。而这对齐国、对天下诸侯、对周王，进而对于天下万民，都是有利的，因为由此，齐桓公才得以联合华夏诸国攘除夷狄，才可以减少各国内部的祸乱。到了战国时代，没有礼了，也没有虚伪了，于是，各国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毫无节制地相互杀戮，尤其是秦国。由此，天下生灵涂炭。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了管仲教化齐桓公之功业是何等伟大。管仲去世后，齐桓公丧失了教化者，其欲望就放纵出来，就有了易牙蒸子进献之大恶。而因此，齐桓公不得善终，齐国陷入内乱。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齐桓公缺乏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