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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秦式核心小家庭

  周的封建制在战国时代崩溃。中国人开始普遍生活于核心小家庭中。孟子等诸子百家经常谈论“五口之家”云云,这是现代社会学家所谈论的典型的核心家庭规模。足够现代吧?总有文人控诉中国式“大家庭”,人们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大家庭组成的。但绝非自来如此。我们可以把战国、秦时的五口之家称为“秦式家庭”,基本上就是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成年女子出嫁,儿子分居。
  
  因此可以说,战国、秦时,人们是以原子化方式存在的,政府通过复杂的基层权力体系直接统治每个人。那个时代的人们倒确实完全受个人主义价值观支配:每个人只想着自己,家人之间甚至都是以利益计算而联结的。不妨看苏秦的例子,《史记•苏秦列传》这样记载: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苏秦的兄弟姐妹们以利为荣,对困穷的苏秦极尽嘲笑。苏秦受此刺激,乃发愤寻找发迹之术。说服六国合纵的伟大战略构想,不过是苏秦追求个人利益的一个策略而已: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拟)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苏秦和他那个时代的人确实是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们以物质性利益来评价人生成败。让人吃惊的是,在苏秦与他的家人之间似乎看不到亲情,而只有利益。贾谊曾在《新书•时变篇》中这样描述秦人风俗: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理性经济人”世界。
  
  治理这个世界的唯一办法就是秦制:国王或皇帝借助官吏体系,以强制性力量,也即兵与刑,把所有个体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性共同体,也即王权制国家。法家十分清楚地论证了经济人与秦制之间的必然关系。在秦制下,人们唯一的公共性身份就是国王之臣或者民。
  
  除此之外,当时的国民没有任何公共性生活,他不在任何社团中,核心小家庭不过是略微放大了的私人。这是一个没有“社会”的世界。由于这一点,秦制也是一个无法正常维系的治理秩序。它很快崩溃了。
  
  汉初则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组织:豪强、豪杰。关于这个群体的组织形态,《汉书•游侠传》序言,班固有十分清楚的勾勒:
  
  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这是周的封建之家的变体。它们与亲情无关,而是由陌生人组成,但又没有周的共同体之礼法与共同体主义精神,而是以利相合。它们类似于“黑社会”组织。汉初几十年,这类组织横行州郡,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即便长安,也经常受到这类组织扰乱。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类组织成员多为“少年”“子弟”——《史记》《汉书》中经常出现这两个词,项羽最初的军队,也是所谓“江东子弟”。这一成员构成也清楚地揭示了秦汉间家庭之不完整,良性社会组织之匮乏。青年人到处闯荡,成为社会秩序的隐患。
  
  儒家登场了,改变了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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