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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宗族之构建

  汉初有“豪强”“豪杰”,从史、传可以看出,到汉中期后,这种人物开始减少。相反,现代人容易理解的“宗族”开始浮出水面,它呈现为士族之形态。士者,儒家士人也。如上所引《白虎通义》,族者,基于恩爱之情而合群之亲族。儒家士人成为人们合群的中心。也就是说,宗族是由儒家士人有意构建出来的社会治理组织。
  
  儒家为什么这么做?汉儒认为,秦之所以不二世而亡,皆因为皇帝专权,并妄想直接统治每一个人。因而,汉儒思考的核心问题是限制皇权。经过董仲舒-汉武帝的更化,逐渐形成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共治体制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皇权不下县,皇权退出基层社会。
  
  可是,基层社会也是需要治理的,没有治理,就没有秩序。汉儒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皇权撤出后,基层如何治理?要治理,就不能没有组织,就不能没有权威。而组织需要两个因素:领导者,联结纽带。
  
  儒家士人当仁不让,承担起组织、领导的责任。儒家之教养,就是要养成一般庶民为君子,而君子之全部责任就是领导、组织庶民。《礼记•学记篇》说,九年学业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大学》则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诚意、正心、修身部分,讨论君子养成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部分,则在讨论治理之道,格物、致知就是格君子、治理之知。君子掌握治理之道,自可组织、领导庶民。
  
  那么,君子依靠什么把分散的庶民联结为组织,也即共同体?士人所能想到的最现实可行的人际组织纽带,就是亲属关系,这是最自然的社会联结纽带。最早是孔子发现了这种联结纽带之社会治理功能,《论语•为政篇》记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是关于社会治理的一个革命性宣言。当时,封建的小型共同体正在解体,在此废墟上,王权制的诸多制度元素正在形成过程中,治理权威向上集中,最终形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理模式。反过来,基层社会则正走向治理之空虚。孔子洞悉这一趋势,在权力之“政”外构想了社会之“政”。这种政的基本精神是孝,所凝结的组织就是宗族。
  
  可以说,孔子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后封建时代离散的人如何再度组织起来?孔子创造了平民士君子群体,也提出以孝为人际联结纽带,从而指出社会重建之大道。只是,孔子之后,礼乐继续崩坏,孔子的设想并未能落实。
  
  四百多年后,到西汉中期,孔子的设想才被儒者变成现实。至于构建的过程,余英时先生这样说过:“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族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余先生所说的后者,《汉书》有很多记载,不少人家以经术传家,而他们依据儒家义理,特别重视亲族的“恩爱”“会聚”,从而形成了“士族”。这是封建的小型共同体崩溃之后第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组织,它在政府之外组织庶民。
  
  简单的历史梳理表明,宗族并非自然存在之物,而是儒家基于自己的理念,在原子化的核心小家庭世界中,借助自己的道德权威和资源动员能力组织庶民,人为地构建出来的一种社会性组织。宗族的基本作用就是把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以进行有效的基层治理。而组织的核心则是儒家士君子。汉儒之所以特别重视《孝经》,正是看中了该经可以发挥合族之社会功能。
  
  到唐中期,士族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崩溃,社会进一步平民化。经过宋儒的努力,形成了宋明式宗族制度。汉晋时代的士族治理,离今天已经比较遥远。宋明式宗族,则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资研究。更重要的是,现今各地基层社会尚可看到宋明式宗族制的诸多残余。
  
  宋明式宗族治理的中心在祠堂,主导人物同样是儒家士君子与儒家绅士。绅士和祠堂成为宋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亲身经历过宗族制度的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指出:
  
  宗族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全族人所供奉的祠堂。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祖,感恩报本,然时过境迁,祠堂的功能,不复仅限于宗教方面,其他功能也渐渐附着产生。祠堂化作族人交际的场合,变为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养成,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简言之,祠堂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


  
  祠堂就是乡村公共治理之中心所在,以此为依托,形成公共治理组织:
  
  有了祠堂之后,成文的庙规成立,族房长也就组织化,所以就有祠堂会的产生……族房长乡长是祠堂会当然的会员,绅衿则由族房长敦请入祠。绅是出仕之人,衿是有学文人,在清代就是“进士”“举人”“监生”之类。
  
  上篇讨论礼俗之治时曾指出,礼俗之治的治理主体是两类人:乡民中的长老,以及儒家绅士。毫无疑问,治理的理性精神是由绅士注入的。长老或许知俗,儒生则明义理,唯有借助于义理之提撕,民俗才会积极向上。
  
  值得注意的是,祠堂的治理绝非一人独断,也非和稀泥,而有一套程序,此即“开祠堂门”,祠堂会成员“聚谈族内政事”。如遇非常之事,也需要召集会议。也就是说,宗族之治理实际上也是借助“会议”的方式进行的,实行精英共和。至于祠堂所管理的事务,则包括“宗祠祭祀,迎神赛会,族政设施和族外交涉”。祠堂也会管理族田,这是一种共有财产,其收入用于族内公共事务。
  
  这样的宗族构成了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正是宗族组织基层社会公共品之生产、供应与分配。

  
  当然,传统社会组织并不止是宗族。儒家的社会组织建设从来不限于亲缘。比如,宋代儒者吕氏兄弟在关中蓝田创建“乡约”,南宋朱子创建“社仓”,这些都是非血缘性公共组织。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大儒王阳明及其弟子在基层社会兴办“讲会”,超越于宗族血缘,且形成复杂而庞大的网络。这些非血亲性组织与宗族共同发挥作用,让基层社会维持了相当优良的治理秩序。我相信,古代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是相当优良的,优于当时的上层政体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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