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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德治的自治与治人之别

  大体上可以说,孔子第一个提出德治理念,而对其内涵,可从两个面相予以理解。
  
  首先,当儒家谈论德治的时候,会相当严格地区分自治与治人的不同法度,基本上,德性、道德乃是君子的自我要求。关于这一点,汉代儒宗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说得最为清晰: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仁者爱人,董子认为,这应当是君子待人之道。义者,宜也,义意味着伦理性义务,董子主张,士君子应当以此自我要求。本篇最后,董子则从治国的角度对此予以论述:
  
  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二端之政诡于上而僻行之,则诽于下,仁义之处,可无论乎?


  
  董子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在道德、伦理问题上,君子当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关于这一点,现代儒者徐复观先生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底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价值。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他价值,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
  
  据此,我们可对孔子的说法有较为准确的理解。《论语•为政篇》首章表述了孔子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关于这句话的含义,先儒有一定争议。为准确理解其含义,不妨参考孔子关于为政的其他论说。《论语•颜渊篇》连续三章记载孔子对季康子阐明的为政之道: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由这三章,孔子的为政之道也就十分清楚了:为政之道的根本在于君子自治其身,节制自己的欲望,养成自己的德性,行为合礼、合宜。如此,他可与臣处于合宜关系中,政事自然就会有理有节,民众也会心悦诚服,顺从君子的权威,共同体可以走上优良治理之道。《礼记•哀公问篇》记载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意思完全相同: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论语•子路篇》两章,对为政之道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里,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之本,就在于君子自正其身。这也就是董子所说的以义“正我”。
  
  据此可以说,作为孔子为政之道之关键的“为政以德”,意思是,君子应当自正其身,养成德性,并见之于对待臣民的行为中。这个意义上的德治乃是君王和共同承担治理责任的君子们的自我要求。这个德应当同时涵盖德性和德行。孔子认为,君子具有德性、德行乃是优良治理的关键。在古代较为简单的社会、尤其是在小型共同体中,这样确实足可以带来优良秩序。
  
  至关重要的是,这里的德基本上是对承担治理之责的君子的要求,而不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事实上,孔子要求君子不可苛责普通民众,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论语•泰伯篇》的一句话中: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朱子注: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儒家相信,人群中自然存在德性、能力之别,从而形成君子-小人之分。民众中一定会有人“不仁”,也就是不具有德性。这样的状况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但君子对此应当采取包容的态度。否则过于苛酷,就会引发混乱。
  
  关于这一点,《周易》“蒙”卦九二爻辞有所阐明:“包蒙,吉。”程伊川先生阐释说:
  
  程氏易传: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刚明之才,而与六五之君相应,中德又同,当时之任者也。必广其含容,哀矜昏愚,则能发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广,其施博,如是则吉也。卦唯二阳爻,上九刚而过,唯九二有刚中之德而应于五,用于时而独明者也。苟恃其明,专于自任,则其德不弘。
  
  治国不可有洁癖。君子当包容那些德性平平,甚至不仁之庶民,这是社会的自然,你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君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有其特定语境的,儒家绝不会天真到说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是君子。大多数人是中人,还不乏恶棍。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君子之治理才是必要的。那么,君子如何对待这两类人?君子如果对他们过分厌恶,采取苛责态度,必会招致他们的不满、愤怒,从而造成君子-庶民之间的紧张乃至对立,从而威胁秩序。明智的态度是包容、引导,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予以个别的惩罚。
  
  也就是说,基本上,当儒家强调德性对于治理的重要性时,通常只要求于君子,要求于各个层面的社会治理者。德性并非对庶民的普遍要求,当然更不是只要求庶民,反而把君子排除在外。这个意义上的德治要求君子自治己身,自我约束,以身作则。


  
  因此,如果说儒家主张“以德治国”,那其含义首先是,有德的治理者为民表率。儒家并没有准备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儒家对于人性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天真,君子-小人之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子-小人之别是儒家思考社会问题的基本范式。治国不能有幻想。儒家只是希望,承担着治国、治民之责的人,应当有德,如此方可称为君子。谁又能否认这一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恐怕谁也不会希望贪婪无耻、毫无底线之徒占据权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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