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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与刑治相对而言的德治

  儒家所说德治之第二义,则为与刑治相对的社会治理模式。
  
  周代社会治理模式是“礼治”。到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礼治秩序解体。接下来的社会该如何治理?这是孔子终生思考的核心问题。德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
  
  孔子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历史正在经历大转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已在隐约形成,此即战国时代成熟的王权制。孔子以天纵之圣,敏锐地观察到了王权制之最为重要的制度出现的过程,如“初税亩”,对土地征税,“铸刑鼎”,以刑治民。孔子对此都做出过强烈反应。他意识到一种新制度正在出现。孔子看到了这个制度的核心,并进行了制度比较研究,这就是《论语•为政篇》所记那段十分著名的论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朱子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
  
  礼,谓制度品节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书》曰:“格其非心。”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孔子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架构:第一种是正在兴起的王权制,其两大要素是政与刑,也即行政与刑律,它们都依靠官僚来实施。这种治理模式的根本特征是官民对立,其预设是人性恶。后来主张刑治的法家申明了这一点:人从根本上说是物质主义的,是自私的,因而天然地具有相互伤害的倾向。人性既然如此,就只能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来吓阻他们的相互伤害倾向。因此,孔子说,在政刑之治下,民“免而无耻”。孔子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由政刑两大因素组成的王权制并不可取。或者说,政刑之治并非最优。
  
  礼治已崩溃,又排斥了新兴的刑治模式,孔子的理想治理模式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该模式有“从周”“复礼”之义,但又加入了新内容。在周的礼治之下,君子之德行见之于各种关系中,包括对庶民。但庶民是被动的。细玩孔子之意,“道之以德”不仅要求君子有德,也要求君子引导整个社会趋向于有德。这就是德治,它已不同于礼治了。这是孔子为新兴平民社会构想的治理模式。


  
  那么,德治之具体含义是什么?董仲舒有更清楚的阐明。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刑治还是比较温和的,在秦国,刑治则极端化了。一代儒宗广川董子仲舒,在见证了秦的刑治之残酷现实后,正式从宪制层面向汉武帝提出,以德治取代刑治,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之第二策中,董子说明了刑治之不可行性: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秦专任刑治的治理模式是失败的,董仲舒提出应当“更化”,从根本上改变治理模式:“任德教而不任刑。”这句话清楚表明,儒家所实践之德治是与秦之刑治相对而言的。
  
  刑治与现代法治有部分重叠之处,但终属两个不同东西。关键的区别在于,法治对于法律之制定及其执行机制均有特定要求,比如,法律必须是正义的,法律的执行当严格遵守相关程序。刑治做不到这一点。刑治所依据的刑律仅关涉刑事犯罪活动,对民事权利并无规定。更糟糕的是,秦制迷信刑律,致力于摧毁民间社会、依托于民间社会的习俗及其执行机制。结果,整个社会只由刑律和官吏来调整、管理。换言之,刑治的本质是政府垄断治理。法治则以政府承认社会自治为前提。
  
  那么,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德治是如何运转的?《汉书•循吏传》所列几位杰出循吏之事迹,揭示了德治的主要制度、机制:
  
  第一,兴办文教,养成君子。比如文翁:
  
  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由。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儒家始终相信,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在养成一批君子,分散于基层社会中,扮演基层社会之“现场治理者”角色,组织普通民众生产和分配公共品。如此,基层社会才有优良治理可言。所以,德治的优先措施是兴办文教,养成君子,他们将成为基层社会、具有自我约束意识的领导者。这是社会自治的前提。
  
  第二,为民兴利,令民富庶。这方面的典型是担任南阳太守的召信臣: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耕劝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
  
  今人谈论儒家德治,似乎都以为,儒家空谈道德,而忽略经济、财富问题。实际上,孔子对于治理之次第早就有十分清楚的说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断然指出,治国、治民之道,当先富之而后教之。这种治民次第实乃儒家治国基本理念所决定:儒家相信,人自然会有君子与小人、大人与庶人之分,前者道德自觉性较高,因此可以“喻于义”;后者道德自觉性较低,因此只能“喻于利”。对普通民众而言,确实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故治民、治国首当满足庶民之物质要求,采取各种措施,为民兴利,而不能空谈心性、道德。
  
  第三,兴起礼仪,化民成俗。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时的做法最为典型: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
  
  儒家虽主君子-小人之分,但如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庶人同样具有成就仁、义、礼、智、信之德的可能性,尽管其程度不及于君子。而庶民普遍具有底线性质的道德意识和伦理,对于优良治理而言亦具有重大意义。只不过,这种伦理的养成无法依赖庶人之道德自觉,而须借助于君子、政府之教化,形成风俗。在良风美俗中,民众将于不知不觉间形成合宜的行为模式。因此,君子治民,须致力于塑造风俗,以此塑造民众之心灵和行为。

  
  第四,教化为主,慎用刑罚。德治绝不意味着废弃刑罚。还是上面已引用过的召信臣,于行利之余:
  
  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孟子虽乐观地说,人皆可成尧舜,但儒家清楚地认识到,人是高度复杂的。人群中有人可成就为君子,绝大多数人也可通过风俗化成为好人、好国民,但必然有一些人,因为情感扭曲、理智匮乏或者利益诱惑,而为非作歹。对此,必须予以惩罚。否则,他们将破坏秩序,扰乱风俗。当然,儒家又明确主张,绝不可以刑罚作为主要治理手段,而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儒家用刑,但绝不迷信刑。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区别。
  
  上面所说的德治,不是空谈的理论,我们所引的例子表明,德治频繁见之于历代儒家士大夫之实践。相对于秦的刑治,这样的德治带了治理模式的根本反转:
  
  第一,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反转。刑治意味着君臣、君民的对立,双方完全是靠利己之心暂时合作甚至被迫合作的。德治则至少缓和了这种对立,打破君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价值隔阂,恢复共同体内部价值的同质性。这是儒家经常谈论的“教化”之前提。


  
  第二,治理的基本架构发生了根本反转。刑治乃是典型的他治,政府垄断治理权,民众是纯粹被动的对象,只能接受君主、官员的治理。以君子之引导、良俗之风化为本的德治,意味着社会在诸多领域的自我治理。
  
  由此我们立刻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德治之宪政主义性质。刑治的基本治理架构是皇帝、政府垄断全部治理权,皇帝将其委托给官吏行使。德治则依赖于治理之多中心性。德治首先依赖儒家士君子,也依赖民众的广泛参与。这样的德治,离开皇帝,照样可以运转。中国社会之所以在皇权经常滥用权力的政体框架下依然维持基本秩序,社会、经济、文化保持繁荣,奥秘正在于此。
  
  综合上述德治的两个含义,德治之真义也就显现出来了:总体上儒家相信,人可具有德,德对于人具有存在论的根本意义,对于治理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法家。德治的基础是每个人自治其身,其中有些人的自觉意识较强,而成就为君子。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现场治理者。他们以身作则,化民成俗,养成普通民众也具有底线伦理,从而自发形成秩序。这构成了一种与刑治相对的社会治理模式。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础——事实上,这是任何优良治理的基础,没有道德、伦理及立基于此上之自我治理的社会治理,是不可设想的。即便勉强建立,也是无法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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