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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名与教

  名教之名大约有两个含义,且都隐含于孔子思想中。
  
  第一个含义当为“正名”之“名”,也即人在具体伦理、政治关系中的名位。名是权利,权利必然对应义务,即承担相应责任。故战国时代兴起的名家之核心主张是“循名责实”。
  
  这个意义上的名教,大体上就是礼教。礼是规范人之名及其责的,所谓名教就是以名教化天下,教人名实相符,在享有名之权利的同时,承担名所规定的义务,此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管子•山至数篇》云:“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后汉纪•献帝纪》曰:“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这个名教就是礼教。
  
  名教之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其现代含义:名声、名望,呈现为他人、公众对自己的德行的评价。《论语•卫灵公篇》连续三章记载了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完整意见: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教导弟子应当致力于学,第一句话乃是鼓励之辞。类似的意思,孔子反复表达过:
  
  《论语•学而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里仁篇》: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论语•宪问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门兴学的目的是养成君子,行道于天下,而履行这一天职的前提是,君子为人所知,也就是有名。这是一个德、位分离的时代,除开几位例外,孔子的弟子均无位。只能在有名之后,才可能为拥有分配名位之人也即掌权者所知,才有可能获得位。有名固然未必有位,无名则绝不可能有位。所以,孔子说,君子应当追求美好的名声,为人所广知。“没世”也表明,孔子认为,君子应当追求身后不朽之名。
  
  “名”从何来?君子是否具有德性,必须见之于行,也即必须呈现为德行。在未得位之前,君子之德行亦有所表现,在师门或者乡里与人之交接中。在此过程中,他人会对具有君子之德者做出正面的评价,且不断传播,这就是誉、美名。因此,追求名,其实是追求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追求自之德。君子如欲得名,就需克己复礼。
  
  当然,孔子立刻又补充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固然希望成名,然而,绝不可刻意求名。自修其德,运用自己的德、能从事治理活动,如此将自然地得到名。君子无求名之心而得有盛名,君子如果刻意求名,反将堕落为小人。
  
  这样,综合起来,就有了《论语》首章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有行道于天下之志,当然欲为人所知,欲得盛名。但是,自己虽有德能,而他人不知,君子也淡然处之。如果君子刻意求名,就可能患得患失,那就可能为了名而欺骗他人,也即虚伪。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关于名的看法,可谓一波三折,曲尽君子于名之种种可能情况。对于儒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士君子通过名为人所知,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总的来说,士君子绝不拒绝名。
  
  这个意义的名是君子自我教化、自我激励之工具,这就形成第二个意义上的名教。宋儒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针对坊间流传自己“好奇邀名”的指责,阐明了名教之用:
  
  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寳。”是故教化之道,无先于名。三古圣贤何尝不着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
  
  范文正坦率承认,自己确在求“名”,在他看来,教化之道自当以名为本。教化就是以名教化。教化不依靠政府强制执行之刑,而依靠士人群体内部及更广泛的社会舆论之认可、赞美或不认可、谴责,由此形成好名或恶名。没有这样的名,如何教化?
  
  简单地说,范文正所说的名教就是鼓励人们追求道德之卓越。历史上,名教大约在三个层面上运作:
  
  第一个层面:儒家士人群体内部之名教。儒家主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儒家士人群体内部同道之间相互评价,形成士林舆论,赋予其中德行、知识卓越者以一定的名。这样的名可激励士人提升自我,养成为君子,从而拥有道德和社会权威。
  
  第二个层面: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之名教。君子主导的社会舆论赋予庶民中德行卓越者以一定的名,比如,孝子、节妇之名。这样的名可激励其他庶民向善避恶,从而化民成俗。这个名教是前面所说的礼教、德治的主要机制。
  
  第三个层面:政府也可运用名教,比如对忠君爱国之将领、对治民有方之官员、对德行卓越之庶民赋予一定的名,比如爵位。这有助于激励官员与国民之道德、伦理意识。
  


  上述三个层面的名教,其实不是儒家治理模式所独有,现代民主国家同样有,比如勋章制度。实际上,这是任何优良治理所不可或缺的。因为,社会治理,无非惩罚与激励两种手段。惩罚固不可缺,激励更为重要。至于激励之方,无非三个:物质性利益,比如财富、权力;名誉,荣誉;或者来世的好处。三者均可运用,但单纯运用利益,会产生较大弊端。因为,这可能引发对利益的争夺。而后两项激励却不存在这个弊端。名教就是名誉激励机制。从某种程度上,名教就是激励人们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之卓越。由于“君子喻于义”,所以,对君子,最好的激励机制是名教。虽然“小人喻于利”,但运用名教,也可以激励庶民向上提升其生命。
  
  因此,名教实乃一种必要而重要的社会治理机制。顾炎武在《日知录•名教》条中说: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经历了亡国、亡天下之痛的顾炎武深切地意识到,既然人非圣贤,那么,以名励人的名教,就是最好的治理手段了。相比于威之以暴力,或者诱之以利,励之以名显然要高明很多,其成本也更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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