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早就意识到，名教是一种低成本的治理手段，所以早就以名教治国。不过，名教之制度化当始于汉武帝时代，以察举制的成立为象征。
　　
　　秦人尚军功，其爵制完全依据军功，二十等爵主要取决于杀敌之数。这倒确实为平民提供了上进之阶，然而，其中没有任何道德意味。至于普通官吏，则依照“以吏为师”的宪法性原则，而养成文法吏，充当刑狱专家，其治民亦无任何教化意识。另以官、以财入赀为郎制度，也即官二代、富二代当权，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之第二策所言，“未必贤也”。这些官吏均没有独立的价值忠诚，不关心道德、伦理，而纯任刑治。
　　
　　董子提出复古更化，实现治理模式之转换，即从刑治转向德本刑辅，如此则自然要求全面改造官吏构成，为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实际上，汉惠帝时即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这些人中似乎包括庶民，孝弟属于德，孝父母，爱兄弟；力田属于能，勤于农事。前者明显属于名。终汉一代，这两者始终受到政府的表彰。武帝建元初，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此后历朝均有此举。但这通常属于临时措施。
　　
　　汉武帝则采纳董子之建议，建立察举制。董子本希望以儒家士君子替换刑名吏和富家子弟，故看重“贤”。汉武帝则有自己的想法：儒法并重。因此，他下令开设四科：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
　　
　　第一科显然是因名而举，第二科也来自于儒门之承认，因而很明显是以名取人。而当事人之名主要来自社会，主要是士人群体。后两者则主要由官员从吏属中发现、举荐，同样带有以名取人的性质。
　　
　　这些制度继续发展，而形成系统的举茂才、举孝廉等察举制度。也就是说，名教之制度化大体上形成于汉武帝以后。其实质是，社会中特定群体赋予某人以名，以此标识该人之德与能。该群体将此名士推荐给政府，举之入府，政府经过考察之后，授之以官职。古人称这样一套程序为“选举”。这一程序与后来的科举大不相同——科举通过考试，客观地测试士人之水平，察举则诉诸社会赋予士人之名。
　　
　　察举制之确立为中国治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化。周代，士之位德合一。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很多士没有位而成游士。孔子以六艺教授他们，训练其为新兴君子，有德亦有治国之艺。然而，礼崩乐坏，各国竞相追求富强，无德而有艺者大行其道，有德有艺之士君子反而不得其位。此时代的治理模式自然就是单向度的政刑之治。在战国之乱世，各国政府选用人才，倒也必观其能，尽管不问其德。到秦汉稳定统治时期，则堕落为官二代与富二代控制官位。
　　
　　董子-汉武帝复古更化，儒生之贤者有机会进入政治体系。然而，如何辨识贤？贤是不同于能的品质。能更容易以客观化的指标测试，贤则很难。然则，如何选用儒生之贤者？政府把贤与不贤的辨识权交给儒家士大夫共同体，这就是察举之起因。
　　
　　由此而有了“名士”。春秋后期，随着游士群体出现，就开始有“名士”。但战国、汉初的“名士”似乎主要是指知名之士，至于知名的原因不一而足，可能因为熟悉经籍，也可能因为具有某种特殊技艺，或者因为具有文学天赋。当时诸侯王、公卿争相豢养之所谓名士，其技艺五花八门。而到西汉中期，士人专指儒术，“名士”之义也得以纯粹化转而为名节之士，也即德行高妙、节操卓越之士。
　　
　　由于朝廷以名取士，所以士人普遍致力于砥砺名节。终汉一代，名士层出不穷，最著名者当在西汉末年，尤其是东汉末年，《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
　　
　　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