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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1902［德国］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授奖词

　　蒙森由于他的“里程碑著作《罗马史》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而获奖。
　　
　　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C.D.维尔森在诺贝尔章程第二段中曾写道，“文学”不应仅仅包含纯文学，“还应有那些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表现出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这一定义使我们可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哲学家、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假如他们的作品内容有很高价值，又具有卓越的艺术表现力的话。
　　
　　本年度瑞典科学院不得不在获得提名的诸多出色人士中作出取舍，结果评委会将文学奖授予了当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由18位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士提名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
　　
　　在蒙森70岁寿辰之际，柴格迈斯特编纂出版了他的作品的文献目录，它包括了920条书目。蒙森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编著了《拉丁铭文集成》。尽管有许多博学的合作者帮助，但这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蒙森不仅要为所有15卷书撰稿，还要负责整部著作的组织工作。蒙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领域的英雄。他在罗马法学、铭文学、钱币学、罗马历史年代学以及罗马通史方面都有独到创新的研究。即使某位总带有偏见的批评家也承认，在谈到一段伊阿庇吉亚的碑文，一块阿庇乌斯•西库斯的残片，以及迦太基的农学时，蒙森的话是相当有权威性的。有知识的公众主要是通过他的《罗马史》(1854—1855，1885)一书认识他的。正是这部不朽的著作使他获得了瑞典科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部著作始见于1854年，第四卷尚未出版，但在1885年他完成了第五卷。他在该书中大师般地描述了帝国各省的情况，罗马时期与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相近之处，以至有关的描述完全可用于诺贝尔章程中所提到的更现代的活动领域。人们可以以之作为评价作者全部作品的出发点。蒙森的《罗马史》被译为多种文字，并以其深邃广博的学识和充满活力的生动风格而著名。蒙森把驾驭大量材料的能力与其敏锐的判断力、严谨的方法、青春般的活力以及赋予文章生命的艺术表现力结合在一起。他懂得如何将麦粒从谷壳中分离出来。人们简直难以确定，究竟应该更仰慕与赞赏他广博的学识和头脑的组织能力，还是他的直观想象力和把仔细调查所得的结果变成一幅生动的图画的才能。他的直觉和创造力像是架于历史学家和诗人间的桥梁。蒙森意识到了这种关系。在他的《罗马史》第五卷中他说，想象力不仅是诗歌，也是历史的源泉。的确，二者极为相似。兰克的超然的客观令人想起歌德静穆的伟大，而英格兰恰如其分地把麦考雷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
　　
　　00蒙森用粗犷的笔法描绘出罗马人的性格，并展示出罗马人对国家的服从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的联系。他以非凡的技巧展开了一幅罗马帝国从形成到统治世界的发展过程的画卷。他展示了随着帝国的成长，新任务如何超越了旧的责任与顽固维持的政体的束缚；古罗马的公民大会的权力如何逐渐形同虚设，仅偶尔为蛊惑人心的政客出于本身目的所利用；元老院如何体面地接管了公众事务，而这一古老的贵族寡头政治过去虽能达到其目的，现在却如何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通常毫不爱国的资产者，如何在政治投机中滥用权力；自由农民的消失如何给共和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蒙森还论证了执政官频繁更换如何牵制着国家，使战争连绵不断而导致了长期的军队执政；同时那些将军们如何渐渐独立，恺撒主义如何成为一种必然，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缺乏和帝国的实际需要；专制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如何并不会比寡头政治带来更严酷的统治。虚假的崇高在历史学家毫不妥协的眼前消失，麦粒由谷壳中分离，像他崇拜的恺撒一样，蒙森的目光非常敏锐清晰，善于区分自由与幻想。他在称赞高卢人的征服者时并未惑于这种幻想。
　　
　　许多批评家都曾提出异议，认为蒙森的天才有时使他在判断事物时受主观情感的支配。尤其是他对正在消亡的自由的最后支持者和恺撒的对手们，以及在困难时期动摇于派别之间的骑墙派的不友好的评论中更可以体现这一点。还有人质疑蒙森对天才的力量的赞赏，哪怕它违背了法律，以及他那种关于历史不会审判高尚的叛逆，革命者是有远见的值得赞美的政治家的言论。许多异议可能是公正恰当的，但必须强调的是，蒙森从不赞颂暴力，而是赞颂为国家最高目的服务的那种力量。人们应该记录下他那坚定的信念：“赞颂为邪恶的天才所诱惑者，绝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主旨。”人们还注意到蒙森曾偶然把并不完全相应的现代术语运用于古代的史实（容克地主、宫廷党、雇佣兵、元帅、军事法庭执行官员等）。但是这种强调不同年代历史现象相似之处的方法并非蒙森想象力的产物，而应归功于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很多类似点的运用自如的学识。如果说它给文章加入了太多色彩，那么同时它也给文章加入了新鲜感。蒙森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崇拜波利比乌斯，但也批评其忽视人的道德力量以及过于机械论的世界观。对于格拉古斯这位鼓舞人心的革命者，蒙森尽管对其有褒有贬，但他还是认为，除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拥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否则任何国家都是建筑于流沙之上的。对他而言，健康的家庭生活即是国家的核心所在。他严厉谴责罗马的奴隶制度。他见到一个仍有活力的民族如何会在灾难面前变得更加坚强，他指出了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正如雅典的自由产生在波斯人毁灭（古希腊）卫城的大火中，高卢人在罗马烧起的大火亦导致了今天意大利的统一。
　　
　　蒙森博学生动，长于讽刺，多才多艺。他在诸如罗马的国内外事务以及宗教、文学、法律、金融、风俗等方面都很有造诣。他在文章中的描写是非常精彩的。读者无法忘记他对特拉西美努斯湖、卡奈、阿累利亚及法萨鲁斯诸战役的描述。他对人物的描写也同样生动。他锐利、清晰地概括出许多形象，例如富有政治煽动性的格拉古斯•马利乌斯将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疯狂成为一种力量，人们为逃避令人晕眩的世界而跳入深渊”；特别是苏拉，有关他的无可比拟的描绘已成为文选中必不可少的材料；还有伟大的尤利乌斯恺撒，蒙森的罗马理想，以及汉尼拔，阿非利加的西庇阿，萨马的胜利者——更不用提那些在大师笔下生辉的次要人物了。
　　
　　对这些描写，历史学家特莱赤克说过，《罗马史》是19世纪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蒙森笔下的恺撒和汉尼拔会在每个年轻男子和战士心中燃起热情之火。
　　
　　蒙森身上奇妙地汇集了许多才能。他学识渊博，善于清醒地分析原始资料。但他在判断事物时也会充满激情，他以深厚的知识功底详尽描述了政府内部的运转和复杂的经济情况；同时他对战斗场面和人物的描写又是出类拔萃的。他首先是位艺术家，他的《罗马史》是一部艺术巨作。诺贝尔在遗嘱的最后提到了纯文学这朵人类文明的高贵之花，蒙森将永远在其最出色的代表之列。在把《罗马史》第一卷交付出版时他写道：“工作量是巨大的”。在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之际，他又热情地讲到无涯的学术海洋。但是如同任何真正艺术作品的形式都得自天成一样，他完成的作品中丝毫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艰辛。读者像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完全不受拍岸涛声的干扰。这部伟大的作品就如同金属所铸的一样实实在在地矗立于我们眼前。在剑桥的就职演说中，阿克顿勋爵称蒙森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由此看来，蒙森理应得到一项伟大的文学奖。德语最新版的《罗马史》刚刚发行，内容没有任何变化，这部书仍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也许它没有大理石那柔和的美感，但却像铜器一样耐久。蒙森的作品中，学者和诗人的手法随处可见。确实，他年轻时真的写过诗。1843年的《三个朋友的歌集》即可证明，如果不是境遇使然，他完全有可能成为缪斯的门徒。用他自己的话讲：“讲到写诗歌和做文章的机会，并非所有蓓蕾都会变成玫瑰”。作为历史学家的蒙森是特奥多尔•施托姆的朋友，默里克的仰慕者；他早年还翻译过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和加可萨的作品。艺术与科学常常有一种使人在精神上保持年轻的魅力。蒙森既是学者又是艺术家，85岁的他在作品中依然年轻。即使到了1895年，年迈的他仍为普鲁士科学院的活动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诺贝尔奖的奖章上面描绘了一位年轻人在聆听缪斯的教诲。蒙森是位长者，但他有青年一样火热的心。在读《罗马史》时很少有人未曾清楚地意识到，克里奥是（九位）缪斯女神之一。这一纯历史的范例在我们年轻时曾激起我们的热情，在我们多年之后重读历史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影响仍根植于我们的头脑中。这就是与伟大的艺术相结合的历史学识的力量。
　　
　　出于以上理由，今天我们从埃里克•古斯塔夫•盖耶尔国王的国家向特奥多尔•蒙森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