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授奖词 - 第4章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第三部分 -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19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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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1913［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授奖词

　　泰戈尔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优美的诗作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授奖词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尔德•雅奈本学院深感荣幸，能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印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的要求，“在近年中”写出了最优秀的“理想主义倾向”的诗歌。而且，既然经过深思熟虑，确认他最近的这些诗歌符合规定标准，本学院觉得没有必要顾忌这位诗人远隔重洋，他的名字在欧洲还比较陌生，更何况奖金创立人早已在获奖条件中申明，他“迫切希望：在授奖中，不要考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献歌》(1912)这是一部泰戈尔的自选诗集，并由他本人译成英文。是一部宗教诗集，是他引起大批评家们特别注意的著作之一。去年以来，这本书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因为作者本人虽然按其所受教育和创作实践是本民族印度语言的诗人，但他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新装，形式同样完美，灵感同样具有个人独创。这使它们能为英国、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全体读者所接受，这些读者认为崇高的文学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尽管全然不懂他的孟加拉语诗歌，尽管宗教信仰、文学流派、党派目的各不相同，但四面八方一致称颂泰戈尔是一位崭新的、令人钦佩的诗歌艺术大师。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这些赢得直接的和热情的赞赏的诗歌，其特点是完美。依靠这种完美，诗人将自己的观念和外借的观念融为一体。他的韵律和谐的文体——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说法——“兼备诗歌的柔美和散文的刚劲”；他在遣词造句和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方面，表现出质朴而高尚的趣味。总之，他的诗歌具有独创性作品的种种特点，尽管这些特点很难在译作中得到再现。

　　
　　这样的评价也完全切合我们现在读到的第二部诗集《园丁集：爱情和人生》(1913)。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指出的，在这部诗集中，他已经重新铸造了过去的灵感，而不是纯粹的翻译。在这部诗集中，我们窥见了他的个性的另一方面：青年恋人忽而狂喜、忽而焦虑的爱情体验；人生浮沉中的渴求和欢悦。尽管如此，整部诗集仍然闪烁着更高世界的微光。
　　
　　泰戈尔散文故事的英文译本已经出版，题为《孟加拉风光》(1913)。虽然这些故事的形式没有烙上泰戈尔的印迹——是别人翻译的——但它们的内容证明他多才多艺，观察广泛，深切同情各种人的生活和命运，精通故事情节的结构和发展。
　　
　　泰戈尔还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描绘儿童和家庭生活的诗集，象征地题为《新月集》(1913)；另一本是他在美国和英国大学的讲演集，题为《实现：人生的亲证》(1913)。它们体现泰戈尔的看法：人类怎样才能获得一种可以照耀人类生活的信仰。这种对于信仰和思想的真正关系的探索，使泰戈尔成为一位才气横溢的杰出诗人，特点是思想深邃，尤其是感情热烈，比喻动人。在想象文学领域，确实很少有人具备如此广泛多样的音调和色彩，能够同样和谐优美地表达各种激情：从灵魂对永恒的渴求，到被游戏的儿童激起的欢乐。
　　
　　我们认为泰戈尔的诗歌绝不是舶来品，而具有真正的全人类性，将来可能会进一步证实我们现在持有的这种看法。然而，我们知道，诗人旨在努力调和迥然有别的两大文明区域；这是我们目前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务和问题。这项工作的真正含义在全世界基督教传教事业中得到最清晰、最彻底的揭示。在未来的时代，历史学家们会懂得怎样更好地估价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尽管我们目前视而不见，没有或者只是勉强地予以承认。他们对这项工作的评价，肯定会高于现在许多地区的人们以为是合适的评价。由于这一运动，清新的水泉汩汩突涌，诗歌尤其可以从中汲取灵感，纵然这些水泉可能混有异杂的水流，也不管是否探清源头，或者源头是否在梦幻世界的深处。特别是，基督教布道已经在许多地区，为方言的复兴和再生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使方言摆脱矫揉造作的传统束缚，并由此使方言施展才能，培育一种活泼而自然的诗歌。
　　
　　基督教传教事业也在印度起到了妙手回春的作用。在那里，伴随宗教复兴，许多方言早已作为文学语言而站稳了脚跟。然而，按照惯例，它们在逐渐形成的新传统的压力下，又开始僵化。但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影响远远超出改变宗教信仰的工作范围。在上一世纪，活的方言与神圣的古语争夺新兴文学的控制权，如果方言没有得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们的精心扶植，那么，这场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将会截然不同。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861年出生在孟加拉。这是最早的英属印度省份，传教先驱凯里多年前在那里为促进基督教和改良方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泰戈尔出身名门望族，他的家庭已经显示出多方面的智能。他的青少年时期成长的环境绝不是原始的或古板的，从而限制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相反，他的家庭具有高度的艺术鉴赏力，普遍尊重本民族祖先的探索精神和智慧；在虔诚的家庭礼拜仪式中，经常念诵祖先的经文。而且，在泰戈尔周围，那时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文学精神：自觉地企求接近人民，熟悉他们的生活需要。政府在平息广泛而混乱的印度兵变之后，坚决实行改革；此时，这种新精神迅速增长。
　　
　　泰戈尔的父亲是著名宗教团体“梵社”的中坚成员，泰戈尔至今仍然属于这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作为古代印度教派的类型出现的，其目的不是宣扬崇拜某种高于其他一切的特殊神明。相反，它是在19世纪初期，由一位开明的、有影响的人物创立的，他对基督教教义怀有浓厚兴趣，曾在英国作过研究。他竭力对世代相袭的本国印度教传统，作出与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含义相一致的解释。他和他的信徒们如此作出的关于真理的解释，颇多争议，因而这个团体又分成许多独立的支派。而且，这个团体主要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为知音，因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大批公开信徒纷纷涌入的现象。尽管如此，这个团体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十分可观的，甚至对通俗教育和文学也是如此。在这个团体最近几年成长起来的成员中，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尽心竭力，出类拔萃。他已经成为他们的尊师和先知。师生之间认真地切磋琢磨，互相交流，已经在宗教生活和文学训练中得到深刻、诚挚和淳朴的表现。

　　
　　为了完成他的毕生事业，泰戈尔用欧洲和印度的多种文化装备自己，并通过到国外旅游和到伦敦进修，开阔眼界，扩充经验。他在青年时代，陪伴父亲漫游本国，远至喜马拉雅山。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用孟加拉语写作，试写过散文和诗歌，抒情诗和戏剧。除了描绘本国普通人民的生活，他还在各种著作中探讨文学批评、哲学和社会学。不久前有段时期，他中断了他的繁忙活动，驾舟在神圣恒河的一条支流上漂泊，因为他感到有必要遵循本民族的古老实践，经历一段沉思冥想的隐居生活。在他转回普通生活之后，作为一个聪明睿智和高尚纯洁的人物，他在本国人民中的声望与日俱增。他在西孟加拉芒果树荫下创办的露天学校，已经培养了许多青年，他们作为他的忠实信徒，已经在全国传播他的教导。近一年来，他作为尊贵的客人受到英美文学界的接待，并出席了去年(1913)在巴黎召开的宗教历史会议，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无论在哪儿，泰戈尔都遇见乐于接受他的高尚教导的人们；他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传达长期以来存在于臆测之中的东方宝库的福音，因而他所受到的欢迎与传送喜讯的使者相仿。而且，他自己的态度是：他仅仅是个中间人，坦率地提供他生来就看到的一切。他完全无意在人们面前炫耀，充作天才，或某种新事物的发明者。崇拜工作——这是西方世界局促的城市生活的产物，培育一种无休止的竞争精神；贪恋进益和利润，拼命征服自然，“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必须从一种生硬的、异己的事物安排中夺取我们需要的一切”（泰戈尔：《实现》）；与这一切软弱无力的惊慌失措相对照，他向我们展现那种在苍茫、宁静和圣洁的印度森林中达到完美的文化：首先寻求灵魂的平静，永远与自然生活协调一致。泰戈尔在这里展现的是一种诗意的而不是历史的画面，以激发我们坚信他的诺言：一种和平的生活也在等待我们。凭借天赋的预见能力，他自由地描绘时代初期隐隐呈现在他的创作视野中的景象。

　　
　　然而，他跟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远离一切市场上叫卖的东方哲学，远离灵魂转生和超越人力的“业报”的痛苦梦想，远离通常视作印度更高文明特点的泛神的而实际上是抽象的信仰。泰戈尔本人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信仰能从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任何根据。他通晓佛陀颂诗、奥义书，事实上也通晓佛陀本人的言论，并从中为自己找到一种不可辩驳的真理。如果他寻求自然中的神性，他发现的是一种具有全能特点的活生生的人格，环抱一切的自然之主，它的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也同样展现在一切渺小和伟大的世俗生活中，尤其展现在注定永恒的人类灵魂中。他奉献给这位无名之神的那些献歌充满赞美、祈祷和热诚。苦行的、甚至道德的严峻似乎与他的拜神方式格格不入；他的拜神方式可以称之为美学的有神论。他所表达的虔敬与他的诗歌整体完全协调一致，给他以和平。他宣布这种和平的来临，甚至也将到达基督教世界里的那些困顿焦虑的灵魂。
　　
　　这是神秘主义，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但这种神秘主义不是摒弃人格，寻求融入通向“虚无”的一切，而是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力求会见活生生的创造之父。这种热烈奋发的神秘主义甚至在泰戈尔时代之前的印度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但不是表现在古代的苦行者和哲学家之中，而是表现在各类“虔敬派”之中，其本质是深深地爱戴和信赖上帝。自中世纪以来，在某种程度上受基督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虔敬派从印度教的不同侧面寻找自己的信仰理想，虽然各有特点，但本质上全都是一神论。所有那些更高形式的信仰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失去昔日的威信；它们被漫无节制的混合崇拜窒息而死，尽管这种混合崇拜曾经迷住所有那些经不住恭维奉承的印度人。虽然泰戈尔可能从他本国的先驱者们的交响乐中借用了这种或那种曲调，但他扎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土壤。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吸引地球上的人们更加互相接近，沿着和平的也是斗争的道路，通向共同的责任；并正在竭尽全力向五洲四海发出热情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泰戈尔，虽然只是在激励思想的画面中，已经向我们展示短暂的万物怎样汇入在永恒之中：
　　
　　你手里的光阴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性急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余裕。
　　
　　（《吉檀迦利》82）这节诗借用谢冰心先生的译文。
　　
　　林凡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