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黄伟林 穆莉：百年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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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和国前期
（一）“文革”前十七年的苏俄文学影响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国人对西方文学的热情转向了苏俄文学。
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由于他“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在此前后，肖洛霍夫逐渐成为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
在周立波、丁玲、柳青、玛拉沁夫、刘绍棠、张贤亮、陈忠实等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周立波翻译过肖洛霍夫的代表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表现农村地区土地改革的小说创作《暴风骤雨》受到肖洛霍夫现实主义表现技巧的深刻影响，既能在环境的渲染烘托和激烈的戏剧冲突中突出形象特征，又能透过细节描摹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有论者指出《静静的顿河》对柳青《创业史》的影响。“就小说整体而言，柳青追求肖洛霍夫那种气势磅礴的史诗写法。在结构上通过人物来结构作品，主要人物缓缓出场。”
王鹏程：《柳青早期佚作散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一些作家借鉴了肖洛霍夫小说中的乡土情怀。刘绍棠曾经谈到：“《静静的顿河》是我学写乡土小说的教材。”
郑恩波：《刘绍堂与肖洛霍夫》，《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05期。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坦言：“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生活的富有草原气息的描绘，都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刘祥文：《共鸣与借鉴:玛拉沁夫与肖洛霍夫的艺术情缘》，《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0世纪50年代，智利诗人聂鲁达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中国也翻译出版过他的《伐木者，醒来吧》《逃亡者》等诗歌。中国诗人艾青与聂鲁达有较多往来，艾青上世纪50年代的部分诗作，可以看到聂鲁达诗歌的某些特点。
（二）“文革”时期的地下阅读
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青年人的集聚和思想交流带来了机会和空间。一批青年人读“禁书”，唱“黄色歌曲”，举办“文学沙龙”……在陕西、山西、贵州、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过“地下读书小组”。
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被判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西方现代文学名作，如海明威，福克纳等等（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
正如著名作家韩少功后来自述，“‘文化大革命’是我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视界才真正打开。”
何言宏、杨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P28—32。
知青们“开始挣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联系，与此相对的民间知识分子的话语渐渐开始孕育。这是一个知识清理和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后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八十年代一批活跃的作家、学者和思想家大都是在下乡时读‘禁书’成长起来的，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代人，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已经并且正在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同上，P23。
“文革”时期的“地下阅读”，为新时期文学的出现进行了精神营养的准备。当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青年一代突然爆发出来的文学创新，确与他们“文革”期间的“地下阅读”有关。
三、共和国改革开放时期
（一）获奖作品的翻译出版
1．自发阶段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化进入“解冻”状态。各种西方现代文学思潮涌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外国文学热”。许多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国。
当时，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杂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外国文学热”经过两个阶段。前期是重印重版西方古典名著，主要重印重版的是20世纪以前的外国文学，以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代表；后期开始侧重翻译出版外国现代派文学，主要是20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为代表。
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编选说明》称：
本书主要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日本、印度等国属于现代派文学范围内有国际影响的十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作品，以流派为经，时代为纬，分编为四册十一个专辑。第一册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第二册包括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第三册包括荒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第四册包括虽不属于某个特殊的现代派，但有过较大影响，属于广义现代派的作品。
参阅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编选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读本。它译介的都是活跃于20世纪的作家，其中许多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正是因为这个外国文学读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受到了中国读者广泛的关注。
几乎同时，中国读书界出现了“存在主义热”，萨特、加缪成为青年学生的新宠。萨特与加缪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维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由于大量20世纪外国作家引进中国大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收入了像显克微支、法朗士、福克纳、海明威、伯尔等23位获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在此前后，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得奖作家中篇小说选》。
2．自觉阶段
1982年冬，由郑克鲁、金子信两位先生建议，挂牌不久过两年的漓江出版社在成功进入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基础上，开始了系统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历程。1983年6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批图书出版，主持这项出版工程的是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一项跨世纪的出版工程。从1983年至今，已经出版了近百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每位获奖作家的书由译本前言、代表作中译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译本前言为专家撰写的关于这位获奖作家的总论，有时长达数万字，是研究这位获奖作家的重要论文。代表作中译绝大多数从获奖作家作品原语种翻译，译者往往是国内对这个作家最有研究的翻译家。附录包括了授奖词、受奖演说、获奖作家年表、获奖作家生平传记及访问记等。显而易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努力从学术、翻译以及普及多个层面将这套丛书做到最好。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就在漓江出版社筹备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陈映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收录了1901—1982年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共51种64册。然而，无论从译文品质、学术水准、出版规模、持续性以及影响力上看，台湾版与大陆版都难以相提并论。
编者、译者、学者的通力协作使漓江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在国内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它使中国读者对世界文学大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有了广泛全面的了解，消除了某些长期存在的偏见、误解和无知的判断。来自不同国度的获奖作家们的获奖作品，直接给中国文学创作界、评论界、学术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养料、新参照和新材料。刘白羽、王蒙、唐弢、葛洛、张抗抗、谌容等中国著名作家纷纷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张抗抗风趣地把它比作“中药”，认为它对中国作家的文化修养可以起到某种“强身固本”的滋补作用，有助于长期自我封闭的中国大陆本土文学跻身世界优秀文学之林。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桩盛事和壮举。不少外国人士把这套丛书的正常出版当作观察中国文化开放政策的一个窗口。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东道国瑞典及北欧诸国对这套丛书尤为关注。丛书的精装本已由诺贝尔图书馆收藏。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埃斯普马克专程到桂林拜访漓江出版社，马悦然教授专门在瑞典撰文介绍这套丛书，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有必要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高度重视。
参阅《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桩盛事和壮举》，收入黄伟林《桂海论列》，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
可以说，正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使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出版从自发阶段进入了自觉阶段。
（二）诺贝尔文学奖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
1．现代派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文学的突破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密切相关。从朦胧诗到意识流小说，从探索小说到探索戏剧，中国大陆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学习是全方位的。而在这学习过程，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成为最具感召力的一个作家群体。苏联的肖洛霍夫，法国的萨特、加缪，爱尔兰的贝克特，美国的海明威、福克纳，成为对当时中国作家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作家。从当时中国作家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诺奖作家们对他们的影响。
福克纳小说中意识流手法的娴熟使用，令中国小说家无比着迷。1979年始，当时的文坛领袖王蒙以集束手榴弹的形式，连续发表了《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风筝飘带》《布礼》《蝴蝶》等6个中短篇小说，开始了他的意识流小说写作，带动了当时中国大陆小说的艺术探索。
当时另一位卓有影响的小说家张贤亮，曾以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享誉文坛，塑造了一批受难者的形象。从他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的叙述语调和构思方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肖洛霍夫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响，而他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那种融情感和景物于一体的描写方式，又明显地带有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影响痕迹。
1982年，在对赵振开作品《波动》的讨论中，人们注意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作者提倡一种‘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让保尔•萨特）的哲理。”
易言：《评〈波动〉及其他》，《文艺报》1982年第4期。
评论家如此评价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文学，“先锋小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面貌，满足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对于文学的‘纯洁性’（去意识形态性）以及‘现代性’的想象与期待。而探索诗歌、探索戏剧以及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涌入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品质，强化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融合程度。”
吴义勤主编《这个三十年超过现代文学三十年》，《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毫无疑问，当时涌入中国大陆并对中国大陆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西方文学思潮、流派，其中的主力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2．寻根文学
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南美洲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获奖直接引发了寻根文学的产生。原来，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颁发给经济发达的欧美作家。第三世界国家自然受到忽略。这造成了一个误解，似乎文学的成就与经济的水准是一种正比例关系。而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造成了中国作家的绝望心理，似乎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了与中国作家无缘。
马尔克斯的获奖，彻底改变了中国作家的这一认识误区。在经济水平上与中国接近的拉丁美洲，同样可以产生举世瞩目的文学现象，产生为世界同行推崇的获奖作家。这一事实无疑构成了对中国作家的一个巨大促动。马尔克斯的获奖激发了中国大陆作家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激发了中国人对获奖的期许，引发了中国文坛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热”“马尔克斯热”，并最终催生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寻根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寻根文学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为寻根文学的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多样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得以激活。中国文学从“六神无主”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根深叶茂”的时代。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应该有自己文化的根，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常识。然而，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迷失了自己。反而是因为世界文学提供了范例，使中国文学找到了自我。这也许是诺贝尔文学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一个趣事。
（三）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对中国重要作家的影响
《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说，莫言“只读了一页《百年孤独》,就兴奋得在房间里直打转转,然后就把这本书放下,开始写自己的小说了”。这个描述或者有些夸张，但它道出了这位哥伦比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莫言自己坦言，“我认为《百年孤独》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才发现艺术的东西,总是表层。”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3期。对莫言来说，马尔克斯是有魔力的磁铁，是“灼热的高炉”，他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被其吸引，但要写出具有民族性的佳作就必须努力挣脱它的魔力。
余华曾经十分迷恋川端康成的作品。他说：“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我吓了一跳。那时候中国文学正是伤痕文学的黄金时期，我发现写受伤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我觉得比伤痕文学那种控诉更有力量。后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那时候出版的所有他的书，我都有。”
杨绍斌、余华：《文学评论家张清华：一个时代的写作访问者》，《经济观察报》，2007年1月21日。对余华来说，川端康成是其“文学启蒙老师”，“虽然我现在与他相去甚远，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他让我知道了怎么写细部，使我迷恋写细部。”
杨绍斌、余华：《文学评论家张清华：一个时代的写作访问者》，《经济观察报》，2007年1月21日。
上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曾托一位朋友帮他从陕西省图书馆借书，他写了如下书目：
印度：泰戈尔的作品（除《沉船》外）；
中国：废名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湘西》，《湘西散记》；周作人的散文作品；
日本：战后感觉派作品；只要有叫川端康成的作品，一本中有一篇亦要借来……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P197—198。
泰戈尔、川端康成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从这个书单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对贾平凹的影响。贾平凹曾说，“用传统文化的美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心境、认识世界的见解，所以，川端成功了。”贾平凹：《贾平凹文集》卷1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82—183。川端康成的成功启发了贾平凹。他表示：“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P197—198。
新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名单，如莱辛、略萨、库切等。然而，这些获奖新人对于中国作家并不陌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受到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关注、探讨、吸收和借鉴。比如略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翻译家就注意到了秘鲁作家略萨（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他在中国作家心中的地位二十多年前就确定了。”
张中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在社科院与中国作家交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1年6月18日。作家阎连科就曾坦言自己从略萨的小说中学习了很多写作方面的技巧。
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经有超过110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兴未艾。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个中国作家获奖。这一事实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是中国作家的焦虑之一。但是，这种焦虑并不影响中国作家向世界最优秀作家的学习和借鉴。开放了中国再也不会关上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大门。一百多年来，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是，中国作家在不断深化自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认识，而诺贝尔文学奖，也在逐渐理解中国文学。
参考文献：
1．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质疑与反思,外国文学研究\[J\],1997年第05期
2．王建宁,例谈中国文学走不出国门的关键问题,文学教育\[J\],2011年第15期
3．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J\],1999，8:21—21
4．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M\],郑州大学出版社
5．刘硕良,佳作永恒、漓江长青——《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序,出版广角\[J\],2001,(05)
6．傅光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长江学术\[J\],2008年第1期
7．赖干坚,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世纪末的反思与前瞻,外国文学\[J\],1997年05期
8．何言宏、杨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坚持与抵抗：韩少功\[M\],上海人民出版社
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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