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家训：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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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富饶美丽、文化氛围浓厚的四川，苏轼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陈子昂、李杜、“初唐四杰”以及高适、岑参、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和四川有着不解之缘，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苏轼成为宋一代文化上的集大成者，而四川的钟灵毓秀也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也许，只有这样一片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一个人，当人杰地灵独集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旷世奇才就诞生了。
父亲苏洵对苏轼的要求很严格，在父亲的严厉监督下，他终日苦学不辍，直至五十年后在海南还梦到父亲监督他读书的情景。母亲程氏出身书香之门，仁慈果敢，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在督促和教授儿子读书的时候，善于言传身教，书籍记载，她曾与年幼的苏轼有一段关于范滂及范母的有名对话。
范滂是后汉时代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气节之士，有澄清天下之志。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诛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早已罢官在家。当时督邮吴导奉诏索拿范滂，来到汝南，不忍捉拿他，竟伏床大哭。范滂知道他是为自己而来的，遂投案。
其时老母在堂，范滂遂与老母诀别。母亲站起来对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指李膺、杜密，皆当世名士，亦同时被征身亡）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说罢，她身边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后范滂从容地跟着督邮一起赴京师，不久死在监狱里，年仅33岁。
范母如此胸襟，范滂如此从容，一直被后人所钦佩，于是苏轼表示有志为范滂，程氏也毅然表示愿做范母。有了这样的家庭影响，加上蜀中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的陶冶和他自己的天资，苏轼很快成长为一个才华卓著的青年。
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随父亲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兄弟二人双双考中。第二年，苏轼又和弟弟参加了礼部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审官是北宋大名鼎鼎的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考卷的时候为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
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他后悔不已，但是苏轼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此后，欧阳修热情奖掖苏轼，赞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一时间使苏轼名满天下。而苏轼也不负其厚望，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
不久，苏轼的母亲过世，他回家乡给母亲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重返政坛，踌躇满志，但是此时一些变故已悄然发生。原来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凋零，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伤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在其位谋其政，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就这样辗转过去了十年，有名的“乌台诗案”发生了。苏轼是一个真挚坦率的人，不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而且他锋芒太露，遇到不入眼的事就“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更何况，以他在文坛上万众瞩目的地位，他的诗作流传甚广，小人们想在文字上挑他的毛病实在太简单了。
于是，他又被发配到黄州，日子更加不好过了。苏轼顶着一个芝麻大的小官，拖家带口地来到黄州，只是由当地州官看守的一个犯人而已，性质近似于流放。想当年意气风发，名满天下，皇帝青睐有加，重臣引为上客的苏轼，一下子沦落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小镇，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因案件牵连的人太多，“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他向来认为的不少亲友忙着自保，已经视他如瘟疫，避之不及。只有弟弟苏辙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在为他奔走呐喊，这对天真诚挚、喜好宾朋的苏轼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打击。
不过苏轼并不因此而沮丧，更没有放弃人生的追求，在好友马正卿的帮助下，苏轼获得一块贫瘠的土地，一家人过起了躬耕的生活。到达黄州的第二年，他在园中修了一座五间房子的农舍，号曰“雪堂”，这样总算有个待客的地方了。苏轼又根据白居易《步东坡》一诗将田园命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俨然做起“陶渊明第二”来了：“只渊明，是前生。”他的生活过得理直气壮很有骨气，苦中作乐，不因为个人际遇而一蹶不振：“腐儒粗砺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他唱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词，心态日益趋于旷达和平静。
苏轼对佛学很感兴趣，所以在黄州时常游览佛寺，拜访高僧，请教佛理，并两次坐船游于黄州附近的赤壁，先后写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篇文章，留下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等千古名句，留传后世。
命运让人琢磨不透，神宗驾崩，新任皇帝哲宗继先帝遗愿，起用苏轼。实际上，背后起作用的是高太后。
这是新法和旧法力量的一次转换，高太后于神宗在位时就反对变法，如今神宗已崩，哲宗年幼，高太后收揽大权，尽弃新法，起用司马光等一批元祐党人。既然苏轼居反变法之列，又深得先帝赏识，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回京后，苏轼担任礼部侍郎；不足十天，迁起居舍人，朝政所有事务都参与其中；不足三月，迁任中书舍人，代皇帝起草制诏，正式参与大政方针及百官选派，地位显赫；半年之后，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撰写将相任命，皇后及太子册立文书及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批答大臣奏章，实际上已是内相，位极人臣。然而此时的苏轼对功名早已淡泊，“再入都门万事空”，他已彻悟人生本质，又怎会在乎轩冕之荣？
苏轼不在乎个人荣辱，只重视江山社稷。他一直兢兢业业，舍身报国，在所不辞。一年后，他兼任经筵侍读，为皇帝讲经史，实则帝王之师，他渴望将自己的一生所学传授给年幼的皇帝。此时的苏轼可谓万众瞩目，才满天下，身为政界要人及文坛领袖，威望与日俱增，国外使节都必询问苏轼的情况，可见他已名扬四海，远播邻国了。但是苏轼并不以此为傲，依旧平和近人，生活简朴，并且不遗余力地提携后生晚辈，“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得以名传天下，与苏轼的培养和提拔是分不开的。
但是苏轼看到旧党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并尽废新法后认为他们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因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被认为是个彻彻底底的叛徒，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备受排挤，不得已再次请求外任。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建水利，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深得民心。后来高太后去世，哲宗得势，新党再度执政，被视为“旧党”的苏轼又一次遭受迫害。虽然境遇如此，但苏轼并没有悲观，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他依旧豪迈赋诗“人生何处不巉岩”。今夕荣辱对比反差巨大，没有超乎寻常的承受能力是难以忍受的，苏轼自然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好在他已参透人生本质，又有佛老思想作为根基，与贬谪黄州之时相比，他现在更善于驾驭和调整自己的心态。他甚至想，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他把贬谪地当做故乡，倒也使自己从凄惨遭际中解脱出来。
后来，朝政又一次发生大的变动，徽宗即位，神宗皇帝的皇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形势再次有利于元祐党人，元祐诸臣纷纷内迁，苏轼也得以北归。
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苏轼也掩不住内心的喜悦，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渴望安定的生活，他的生命被宋朝不停的政治斗争消耗着，失去了大量宝贵的光阴。然而朝野之间，苏轼即将入相的传言日渐多起来，不少人又开始对苏轼嘘寒问暖，只是此时的苏轼真的无心于政治，在即将抵达常州时，他病倒了。
多年来贬谪的艰苦生活反反复复，他的健康早已损毁，又从瘴疠之地的海南返回，一年来水陆跋涉，更是雪上加霜，苏轼在公元1101年7月28日走完了他历经磨难又多姿多彩的一生。
苏轼所谓的“过错”，一是在于他敢讲真话，自称“言必中当世之过”，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苏轼才华过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
我们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苏轼一直秉承自己的操行，真正做到了胜不骄、败不馁，用乐观的态度笑对坎坷，以积极的作为履行职责，他的一生无疑是悲壮和令人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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