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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民国的百家讲坛

  中国真正的大学是从民国才开始有的。这里的“百家讲坛”实乃对各著名大学课堂的精彩实录,并非一个固定的娱乐节目。读者诸君或许觉得“民国的大学课堂”不应该放在娱乐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民国大学课堂里的搞笑情景,比真正的娱乐还要娱乐。
  
  民国时候的北京大学是全国的龙头老大,是名流学者扎堆的地方。当年的北京大学教授大概没想到,他们有一位同事周作人是个“日记达人”兼课堂笑料收集爱好者,教授们在课堂上的糗事都被一一记录在案了。
  
  北大名教授虽然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但讲课能力却有很大差别,以学生的顽皮,哪位教授如果露了怯或出了洋相,自然会成为传世的段子。周作人作为老教授也颇爱搜寻这样的典故,在出糗教授中,以戏曲教授许守白最为搞笑:
  
  许守白是在北大教戏曲的,他的前任也是北大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的,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翟安教了几年,因为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后来转任到南京大学,推荐许守白做他的后任。许君与林公铎很是反对,许守白对人异常客气,或者可以说是本来不必那样有礼。普通人到了公众场所,对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点一点头就行了,等发现特别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却不然。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不看见,还要重新鞠过。看他模样是个老学究,可是打扮却有点特别,穿着一套西服,推光的和尚头,脑门上留下了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余桃公,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这副样子在北大还好,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曾看见过辜鸿铭那个样子,可是到女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不免要稍受欺侮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没有特别去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


  
  北伐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曾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的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地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声也会相应地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淹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下课的钟声响起,教师乃又深深地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
  
  周作人讲许守白的段子时多少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味道,其实他本人也不是什么上课高手,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这位大名人一上讲台就拿出一本讲义,低头照着讲义读下来,声音小得连前排的学生都听不清,而他也不以为意,学生终于适应了他的绍兴国语时,课也差不多上完了。这时,他会满意地抱着讲义,急急地回他的苦雨斋读书去了。
  

  老派教授中,讲课最精彩的是梁启超。梁启超在政界失意后,由吴宓亲自请到了清华大学,他能成为四大导师之首,跟奔放的性格有关,他一到讲台上就会成为单人独幕剧的表演者,煞是精彩。
  
  梁启超走上讲台,先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横向一扫,然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句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学生们听到这里,顿时微微出了喧声,心里想“这老头儿可真谦虚”,但紧接着就见他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好像想起一点什么来,说道,“可是也有一点喽!”学生见他谦逊之后又如此自负,顿时哈哈大笑。梁启超记忆力底子深厚,中国古代的东西,不管是诸子百家还是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来,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马想起,又继续大段大段往下背。学生被他的风采吸引了,心情也跟着他的思路忽高忽低,见他想不起来时从不嘲弄,而是都为他紧张,直到他想起才放松下来。梁启超有时讲到紧要处,便开始不由自主地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或掩面,或顿足,或大笑,或叹息。因为嗓门太大,讲到快乐的地方就哈哈大笑,声音震得屋梁都在抖,讲到悲伤处则痛哭失声乃至涕泗滂沱。学生都以听他的课为一种享受。

  
  老派教授都有些老脾气,新派教授也有些新花样儿,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留在学生记忆中的滑稽场面就很多,他有名的学生季羡林曾这样回忆他:
  
  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宙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这种教学方法是不是有些太不像著名大教授了?不过,要知道这种教学方法教出来的是钱钟书、季羡林等这些外语极好的人,我们大概也就不会有微词了。一句“查字典”其实包含了学外语的精髓,聪明的学生自然能听到心里去。
  
  民国最会讲课的教授当然是胡适。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胡适很用心地讲课,以便学生接受。一个学生曾经保存了胡适讲《水浒》的片段,从这个片段就能看出,胡适总是善于从讲课的材料中选出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让学生立马就能产生兴趣:
  
  现在要说到《水浒传》……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变的历史。最初呢,是无数个极短极短的故事,编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中叶——才有一个完整的,大的故事。这个时候,《水浒》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回的,后来又删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剧里面的李逵很风雅,会吟诗,也会逛山玩水。从这个样子的李逵,变到《水浒》中双手使板斧的黑旋风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爱,变到被骂。这种演变,都是由一点点的,小小的差异开始的。

  
  作为教师,快速反应能力是必要的,胡适在这方面是当仁不让的冠军,他最有名的“段子”就是那个“白话电报”的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一位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学生更加激动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的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15分钟后,胡适让学生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电稿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在这个故事里,胡适其实使了一个小聪明,文言文虽然简练,但用在社交场合时有很多不得不遵守的礼貌习惯,这就是最短的文言电报稿也要说“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原因。
  
  也许是受了这个白话文电报的刺激,著名的“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大学者黄侃在北大上课时对胡适来了个反击,他也举打电报的例子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黄侃在这个例子中也耍了小聪明,他抓住了一个并不需要客气的情景来举例,自然是文言文胜出了。
  
  胡适和黄侃两个人看起来打了一个平手,但实际上还是胡适赢了。黄侃举例直接拿胡适进行人身攻击,而胡适举例则是拿自己开涮,这在做人的品质上就已经胜出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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