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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民国美女有多美

  
  美女向来有两种,一种是美女,一种是传说中的美女。所以,如果要举行民国美女的选美比赛,一定也要有两种,一种是实际举行的,一种是从文字中选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往往对文字中的美女更感兴趣,有时甚至因此连她们的真实照片也懒得看——生怕打破了心目中的美好想象。
  衡量美女的最好标准是男人。获得男人赞美最多的美女才是真的美女。从这一角度出发,民国头号美女非林徽因莫属——自从她进入人们的视线后,就生活在男人的围绕和赞美中,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是的,没有哪一个见到她的男人不被她的魅力折服,这促成了《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诞生。在林徽因俭朴的居所里,每到周末就聚集了各个领域的
  人,胡适、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李济……当然,最不能缺少的,是她的丈夫梁思成。这些大师到了这个民国最高端的朋友聚会里,都只是不停微笑的听众,只要有林徽因出现的场合,谈话就被她垄断——这既出于大家对林徽因的尊重,更出于林徽因本人的卓越才华。
  慢慢地,许多学生、晚辈也慕名来参加这个周末聚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学到在课堂上很难学到的思想交锋,更重要的是可以近距离欣赏民国头号美女。每一个到过这个聚会的人都会眼睛放光地回忆林徽因的风采——她实在太动人了。
  林徽因的美是很难用文字来描述的,甚至也很难用照片来描述。即使只看照片,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她眉宇间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安静,这是知识与修养带来的一种高贵的低调,是娱乐明星永远学不来的。每一个第一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被她那强大而温柔的气场震慑,不敢直视,却又想偷偷地看。
  林徽因是一个幸运的美女,她接受了那个时代所能有的最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文化、欧洲的社交和游历、美国的大学教育,即使在全世界的范围看,这都是顶级的教育“配置”。林徽因也把她的才华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写诗,并和丈夫一起办中国大学里最好的建筑系。她是幸运的,因为她还为新中国设计了国徽和纪念碑,我们相信,是命运喜爱她,才成就了一个风华绝代的林徽因。
  林徽因慢慢地也老了,但是没人发觉她在变老,即使她病得骨瘦如柴,只能躺在床上听朋友交谈,人们依然觉得她很美丽。还有哪一个美女能有这样的魔力呢?
  真美女和一般美女的重要差别是:一般美女如果发生了绯闻,人们往往怀着看热闹似的好奇心去谈论,而真美女发生了绯闻,人们却总是把那看作感情佳话。
  林徽因的感情生活就是一部书,但这不是一部绯闻手册,而是一部情感教科书。
  第一个进入林徽因生活的男人是徐志摩。那时林徽因16岁,她跟随父亲林长民生活在英国,在很多重要的外交场合,她都要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在礼仪烦琐的英国,这一角色给了林徽因最早的社交训练——这是后来著名客厅女主人的彩排。林长民的朋友徐志摩经常来她家作客,这一年徐志摩23岁。


  徐志摩爱上了林徽因,这是一个男人的本能。在当时的中国,找一个美女可能很容易,但找一个既有知识又大方的美女就太难了。但是林徽因吓坏了,这个她曾经称作叔叔的人感情太奔放,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来说,毕竟太过猛烈了。她拒绝了他。这让徐志摩很失落,为了追求林徽因,他甚至把自己怀孕的妻子抛在一边。
  徐志摩从感情的前线上败下阵来,但他的出现在林徽因心中播下了一颗多情种子——这颗种子后来在徐志摩开启的文学启蒙中生根发芽,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花。
  当林徽因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她大部分诗都曾被怀疑是写给徐志摩的。这实在不冤枉,谁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如谜一般呢?
  第二个闯入林徽因生活的男人是梁思成——她后来的丈夫。
  很多人不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是在家长的介绍下走到一起的,这很像时下大龄青年的婚姻模式。但是,他们双方的家长——梁启超和林长民,和任何时代包办婚姻的家长不同的是:他们看人太准了,世界上最适合与林徽因一起生活的,非梁思成莫属。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林洙女士曾讲述梁思成和林徽因第一次约会的情景:
  林先生给我们讲起她和梁思成第一次约会时的情景时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梁先生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先生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想起医生对林先生病情的诊断,心中不免一阵酸楚。
  
  林徽因之所以在所有民国美女中显得格外耀眼,是因为她最懂得控制感情和理智,让它们永远处在美妙的平衡中——一方面,她心里有爱,有情,她把这些情写进了诗歌里面;另一方面她理性、干练,懂得用知识和思想提升自己。她没有像世俗美女那样靠自己的青春和家庭享受人生,而是和梁思成一起,在美国学了当时还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懂的建筑学。她回国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教授夫人,而是以教授本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精英的舞台上。
  一天,林徽因的爱人梁思成从远方调查古建筑归来,林徽因很沮丧地告诉他:“思成,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了以后非常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笼罩了他。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听到这话后的反应,即使不大发雷霆,也会怀恨在心,但是梁思成就是梁思成,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回到房间认真想了这件事。即使天塌下来,他也要用理性去面对。她同时爱上的两人即使不说,他也会默契地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自己,一个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金岳霖。
  经过一夜思索,虽然仍然痛苦,但他的爱和理性战胜了一切,他毅然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把这句话告诉了金岳霖。我们无法推测金岳霖当时的感受,但是,金岳霖也做出了最经典的回答:“看来,梁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他的感情。”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梁林依旧,老金仍如同家人一般与之相处。这种特殊的“梁金体制”一直维持了很多年,直到林徽因走了,梁思成走了,还在延续,梁和林的儿子——梁从诫和老年的金岳霖住在一起,称呼他为“金爸”,并养老送终。
  如果整个民国时期只能留下一个最经典的情感故事,那么一定是林徽因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要面对感情、道德和理智的纠缠,但大多数人都处理得糟糕而世俗,唯有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用最真诚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最真诚的方式才是最健康的方式,所以没有人把这段婚外情用“婚外情”这个词来描述,因为他们的高尚远远超出了世俗的理解。
  真正的美女不仅要有女性,还要有母性。后者往往是风尘女子和娱乐明星所不具备的。林徽因的母性可以用她最有名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概括。
  四月,是天生属于诗歌的月份,花开花落,乐景喻哀,惹人伤情。献给四月的诗中,有一首诗,曾经感动了很多人,那就是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音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中期待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读林徽因的诗,你会感觉她是一个让你似懂非懂的人。正像这首著名的诗一样,看似简单,却有迥然不同的解读,很长时间里,人们都认为那是写给徐志摩的,直到林徽因去世30年后,她的儿子梁从诫才给出了最权威的解释:父亲梁思成曾经告诉他,这首《你是人间四月天》是梁从诫出生,母亲林徽因在为人母的喜悦到达顶峰时写下的,和那些臆想的爱情无涉。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解读这首诗。对于诗人来说,误读总是一生的宿命,林徽因自然也是。但是,如果读者能从诗本身得到快乐,误读又有何错呢?我相信作为诗人的林徽因,也会对这些误读一笑而过。实际上,她自己从未对这首诗发表过什么索引似的意见——或许对她来说诗的意思是理所当然的,又或许,她根本就不会在乎常人的臆想。


  “人间四月天”后来成了林徽因的一个符号,人们一想到林徽因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题目。而最终将她盖棺论定的,也是这个题目。1955年4月1日,卧病多年的林徽因离世,享年51岁,她的朋友,应该说是最好的朋友——金岳霖先生送的挽联就是:
  一生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是的,林徽因的一生,很多时间都是在生病,而她留给世人的形象却永远是那个健康的小女孩儿,那个健谈的女主人,那个游走在文学和科学之间的智慧的女性。《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副标题是“一句爱的赞颂”,正好可以反过来用来赞颂诗人本人:只有内心如四月天的人,才能写出四月天一般的句子。
  与林徽因形成绝佳对照的是另一个美女——张爱玲。张爱玲在很多方面都和林徽因很像。她们都出身名门,不过,张爱玲的出身更显赫——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这让她的容貌和作派都带着几分贵族气质,因为贵族气质往往是在三四代之后才能真正养育出来的。张爱玲的父辈也和林徽因的父辈一样,有出国留学工作的经历,这让她有很充足的人生视野来写小说。
  20世纪40年代,因为抗战,林徽因的客厅搬到了位于大后方的重庆李庄。这是林徽因最困顿的时刻,但是“我们太太的客厅”丝毫没有减少它的魅力。与此同时,另一个美女作家张爱玲却在上海享受和汉奸胡兰成的婚姻。这成了张爱玲一生的污点——这个污点不是来自于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也不是来自于胡兰成抛弃妻子,而是来自于这段并不怎么纯洁的爱情本身。张爱玲识人不明,胡兰成很快就和另外几个女性同居了。胡兰成和张爱玲的“爱情”在淫乱的氛围中显得太过无趣了。而一段有了污迹的爱情也相应减少了“美女”的含金量。

  张爱玲总是显得没有林徽因那么纯洁,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与林徽因相比,张爱玲没有来自丈夫教职的收入,没有文学以外的职业做生计,她只能写——甚至什么赚钱就写什么,这无形中稀释了她文学的整体技术含量。
  即使从照片上看,我们也能比较出张爱玲和林徽因的高低。张爱玲是著名的奇装异服爱好者,她总是下意识地希望别人注意——这是出入名利场的人必然会带有的气质。总之,张爱玲身上是一种“明星范儿”,缺少林徽因身上的那种自信。
  与林徽因形成绝佳对照的,还有一个美女作家——萧红。
  萧红和张爱玲是两个极端:张爱玲出身显赫贵族,而萧红不过是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平民家的女儿。很多时候,萧红都生活在死亡的边缘——饥饿和男人的抛弃是主要原因。她几乎没受过正常的教育,单凭天生的观察能力写作,这让她的作品比张爱玲、林徽因的更纯真,没有大家闺秀写作里常有的遮遮掩掩。
  但是,正因为萧红的一生太过悲惨——两次和爱人痛苦分手,两次怀着前男友的骨肉与新男友结婚,最后又在香港贫病交加地死去。这让她永远地留在了中华民国——林徽因和张爱玲都活到了新中国成立。所以,如果严格地评选“中华民国美女”,只能是萧红,而不是那些幸运的人。
  与萧红的悲惨比起来,林徽因虽然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生病,但总是幸运的,她没有因过度的悲惨而变成萧红那样神经质的人,她是健康的,即使在病中,她也有着很明亮的快乐。
  结核病菌不仅占领了她的肺,还破坏了她的一个肾。那时,医生宣布她只能再活5年(实际上是又活了10年)。她躺在病床上,教育着一双儿女,经营着忙碌的丈夫不能顾及的一切家庭事务。就在这样的困厄中,她还在写诗。
  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徽因又活了好几年,在这些年里,她除了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一块设计图样后来成了她的墓碑)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很不如意的,包括她拼了最大力量也没保住的北京城墙。
  林徽因是属于民国的,她的笑脸永远定格在“太太的客厅”里,只有那个时代,才是最适合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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