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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上海时期,鲁迅把杂文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超智慧、成熟理性、杰出的论辩能力,他的仁爱、欢欣、悲哀、愤怒,凝聚在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中。他往往能从一些小事和普通的社会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哲理高度;他不留情面地揭露丑恶现象,是为了治疗和改进。在他的愤激的言辞下面激荡着对人世的关怀。为发表这些文章,他不得不变换很多笔名,以躲避书报检查。他的文章的风格是那么独特,以至于尽管用了笔名,还是能被读者辨别出来。这足以说明,他的杂文已经成为他文学风格的标志,成为他的智慧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鲁迅的深刻思想和独立不羁的性格,以及他的生活状态等,使他在文坛上显得卓异和寂寞。在他晚年,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走到他身边,给他带来些许欣喜和快慰。瞿秋白精通俄文,学养丰赡,文笔典雅,思想敏锐。他对鲁迅的人品文章不但给予崇高的景仰和热烈的赞颂,更给予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评。鲁迅称之为同志,引为知己,并与之密切合作。但不幸的是,瞿秋白在政治斗争中受害。鲁迅为失去一位朋友而痛惜,更为中国文化界失去一个杰出人才而伤悲。瞿秋白以及其他多位青年作家遭到政治压迫和戕害,加深了鲁迅晚年的孤寂和悲愤。
  


  鲁迅晚年,有感于文艺界的荒凉固陋,痛切地感到培养青年文艺人才的重要性。他盼望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产生优秀作品。为此他花费大量心血,
  
  为青年作者改稿件,看校样,推荐发表,联系出版等等,担负了很多琐碎的事
  
  务。一批作家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
  
  因为在中国文化界的威望,鲁迅成了外国文化活动者和新闻记者采访、翻译和报道的对象。他也通过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和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同世界文坛保持着联系。他一生坚持国际主义理想,晚年又着重提倡国与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心。他因为曾留学日本,多同日本各阶层人士接触,其作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他在同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总是本着诚信友好的态度,呼唤了解沟通。他有力地抨击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而将普通的日本人民同军国主义狂妄分子区分开来。他深信两国人民终有一天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重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晚年更关心反抗专制统治的文学,倾听下层人民的心声,呼唤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显示了在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古老中国文化的应变力和生命力,描绘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欢欣和痛苦,接纳和反抗,因此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鲁迅注重翻译。他认为,在中国文学创作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应该多翻译外国的优秀作品,以供借鉴。他一生的翻译字数几乎与创作相当。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翻译之路,积累了独到的经验,并且深有补益于他的创作。晚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精力,在身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对外国先贤鸿篇巨制的揣摩和一字一句的精微打磨中,寄托了他自己的文学梦想。尽管他有些译作还不够口语化,读起来不很顺口,但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顺畅,决非轻易操觚、率尔对移者可比。而且,这种被人讥讽为“硬译”的译法,在他却自有苦心孤诣:尽量保持原文的特点,不任意改变其句法结构,其目的是丰富中国语文的表达力。他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给后世引进、吸收外国文学优秀营养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鲁迅爱好美术作品,尤其欣赏木刻。他主张,中国木刻应该一方面学习古代版画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这同他在文学方面的主张一致。他亲自组织青年版画家学习技术,指导他们的创作。他大力提倡木刻这种大众能够欣赏和制作的艺术形式,希望用艺术形式表现生活的同时,涵养生活的艺术,因为真正的战士,其性格既是

  
  勇猛无畏的,而其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宽裕而非狭隘逼促的,更不能急功近利。
  
  艺术为了人生,但艺术又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她表现的是人类宽广的精神领域的独特风貌,而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甚或随时可以丢弃的玩具。鲁迅时代,中国语言正处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期。鲁迅继承了古典文学
  
  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间语言的养分,作为文章,用词恰当,文言和白话的优点兼而有之,凝练而又具顺畅之美。
  
  鲁迅把一己的愤怒和悲伤升华为民族和人类的愤怒和悲伤。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关心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文笔的尖利,论辩的刚劲,皆出自仁慈心肠。他总是推己及人,体恤人间的疾苦。他的有时显得尖刻和激烈的言辞,是一种掊击旧物、催促新生的斗争策略,而非故为惊人之论,聊以快意。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孝顺母亲,关怀幼弟,照顾妻子,注重友情,传统道德在他的身上得到自然的体现。他在私人书信中向朋友、亲人、爱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种种复杂情绪。他的生活沉静、简朴而又充实。他担任公职,教书,创作,研究,编辑,短短二十多年,创作和翻译六百多万字,此外还辑校了多种古籍,收藏了大量金石拓片。他不停地劳作,少有休息和娱乐。尤其是晚年,他常常抱病工作,撰写文章,参与论战。政治压迫十分严重,文坛内部形势复杂,他不但要抵挡来自敌人营垒的明枪,而且要提防自己阵营内射出的暗箭,以致情绪恶劣,心力交瘁,于1936年逝世,享年56岁。
  
  伟大的文学家往往是其时代的精神的体现者。就像屈原表现了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思想,杜甫表现了战乱时代的民生疾苦和仁者的胸怀一样,鲁迅身上体现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情绪,志向,理想,人道精神,自省意识,已经成为刚健的民族性格的标本,成为丰富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宝贵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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