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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退学

鲁迅(左一)与仙台医专年级干部合影,摄于1906年3月。

  鲁迅把自己要离开仙台的决定告诉平时要好的同学杉村宅郎。1906年3月,杉村宅郎和铃木逸太郎、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等与鲁迅比较接近的年级干部为鲁迅举行话别会,并合影留念。这是一个简单的送别会,大家在一个点心店吃了点心,然后到照相馆拍了纪念照片。当时,青木、铃木、杉村都是二年级生,山崎是一年级生。青木是入学四年的二年级生、铃木是入学三年的二年级生,杉村是药学科学完后的医学科二年级生、山崎是入学二年的一年级生。他们都留过级,可见医专的考试多么严格。
  
  鲁迅的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周君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人,人很老实,大家对他都有好感,和同学相处很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他。但还是因为他是外国人,交往总不太深,所以对他离仙台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便深问。他本人只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长期在这里呆了。后来听说由于幻灯事件改变了心情因而离去了。周树人平常沉默寡言,但使人感觉他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人。周树人在照像里站在旁边,可能是还没有决定下来要走,所以站在边上就行了,这大概是出自客气。但在这之后不久就走了,也没有时间在班里开送别会。后来曾和杉村们谈起这事时,那次聚会就像是个送别会了。[1]
  
  
  
  鲁迅为什么要离开仙台?
  
  他曾自述原因道:“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2]这些画面强烈地刺激了鲁迅,“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
  
  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值得注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中描述了很多细节,如当时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特别是大雪造成的饥荒及其对地方经济和民心造成的影响,还有日俄战争日军胜利后的庆祝活动和征兵活动等等。鲁迅在仙台时期,市民举行过五次祝捷大会,场面均盛大热烈。而仙台的征兵,并不依靠赤裸裸的权力压迫,而是在城乡各个角落自发自愿地举行,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鲁迅后来在很多场合对日本国民性表示了相当的好感,与这个时期的见闻不无关系。当然,与此同时,军国主义的狂暴也引起他的厌恶和警惕。
  
  鲁迅在学习中体会到,通过西医改良人种是行不通的,而留学之前就开始的基于现代科学精神的文艺评论、翻译等活动,在促使中国的近代化方面更为有效。
  
  从少年时代,鲁迅就倾心文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认为,鲁迅天生具有文学才能,他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感到失望,促使他转向文学。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幻灯事件”使鲁迅改变了志向,走上文学道路。他更强调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经历的“考试事件”(即被怀疑老师漏题给他)及弃医从文后创办《新生》杂志失败一事,这些事件使鲁迅在歧视和冷落中感受到羞辱,他在心灵的创伤中度过青年时代,也因此在他的意识中滋生了敏感、自卑和反抗的因子。竹内好认为,在这个基础上,鲁迅回归了文学。[1]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鲁迅提到的幻灯片或者类似图片。隗芾的《关于鲁迅弃医学文时所见之画片》[2],介绍了一张“刊载于日本大正元年(公元1912年)11月2日印制的《满山辽水》画册”的照片;王保林在《介绍一张与“幻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照片》[3]一文中推测鲁迅看过的幻灯片是根据这张照片绘制的;日本太田进《关于鲁迅的所谓“幻灯事件”——介绍一张照片》[4]一文中,公布了他收藏的一张类似画面的照片。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的确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五千多清国人”的描述。但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鲁迅讲自己看到的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并没有出现在1965年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发现的幻灯片中,因此,当时是否真的放映过此类图像,尚不能确定。


  
  报纸上的图片也会给鲁迅带来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片不可。“幻灯事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鲁迅对事实进行了艺术加工,将从报纸或者杂志上看到的图片说成是教室里看到的幻灯片;一种是鲁迅的确看了幻灯片,而那张幻灯片尚未找到。
  
  “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对鲁迅思想发展历程的影响,历来引起学者的关注。鲁迅离开仙台的原因还不止于此。小说家太宰治说,“鲁迅喜欢大城市生活,对偏僻的仙台的生活产生了不满”。他在小说《惜别》中通过鲁迅之口,把仙台描绘成“不足东京十分之一的窄小城市,无意义地模仿着都市模样的小镇”[5],这与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自述“把自己的名字列于乡间的一个医学专门学校”是一致的。作者进一步推断,鲁迅假期中返回东京,是因为他无法忘却在媒体城市获得的快感与亢奋,他最终中断了医学课程,也是因为无法抗拒作为都市东京最新潮流之文学的吸引力。鲁迅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信息量大的生活。从日本回国后再次从绍兴到南京、北京,后来又从厦门、广州到上海的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广博知识和丰富思想对都市生活的需要。
  
  泉彪之助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1]一文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且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仙台医专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因此,泉教授怀疑藤野是否真能将科学方法传授给鲁迅。
  
  鲁迅本人对医专的教学方法也表示过不满。他在给蒋抑卮的信中说:
  
  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说,他将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事实上,这些笔记本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友人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六本笔记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其中《有机化学》、《五官学》和《病变学》,不是藤野先生所讲课程,但笔记本上也有他的修改笔迹。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


  
  另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幻灯片“并不是惟一的刺激”。许寿裳说:“他学医的动机:(一)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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