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历史主义阶段大致是指1986年之前，其最早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与七十年代末，它的背景来源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人们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深思与批判，而深入历史，则是这一当代目的的借助形式和自然延伸。因此，对历史的探寻和思考的实际目的并非是审美的需要，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理性。就这一观念的表现形式‘寻根文学’来看，其核心的两个方面——文化认知和文化批判，与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努力是相似的。寻根文学创作表现了改良文化和变革现实的强烈功利目的，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文化的重新梳理与构建，重振民族精神和性格。这一点，从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人的宣言和论述中可以看出。但是，这个诱人的乌托邦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创作实践得到兑现。他们自己也发现，表现和赞美种种文化遗存中的原始、落后、愚昧，同改造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是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一种自我的悖论中，一批继起的作家，便不得不放弃了不堪重负的启蒙任务以及个人历史的种种价值判断和理性意识，将这场运动带入了第二个阶段：‘审美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时期。这也是先锋小说应运而生的契机。”
　　
　　张说：“完成这一过渡的作家应以莫言为代表。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的问世，淡化和消解了寻根小说文化分析和判别的主题中心，进一步使历史成为审美对象和超验想象领域，在观照历史的时候更倾向于边缘的‘家族史’和民间的所谓‘稗官野史’，民间化，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莫言的小说不仅从故事的历史内容上民间化了，而且叙述的风格也民间化了，这与此前许多寻根作家的那种精英知识分子式的严肃叙事形成了区别，这就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嗣后的崛起做好了逻辑铺垫和创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既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