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写了我个人的一段亲身经历。当时，我在一个离家不远的桥梁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白天打铁，晚上就睡在桥洞子里。桥洞子外边就是一片生产队的黄麻地，黄麻地旁边是一片萝卜地。因为饥饿，当然也因为嘴馋，我在劳动的间隙里，溜到萝卜地里偷了一个红萝卜，但不幸被看萝卜的人捉住了。那人很有经验，把我的一双新鞋子剥下来，送到桥梁工地的负责人那里。那时我的脚只有三十码，但鞋子是三十四码的，为的是能够多穿几年，因为小孩子的脚长得很快。我穿着一双大鞋走起路来就像电影里的卓别林一样，摇摇摆摆，根本跑不快，否则那个看萝卜的老头子也不可能捉到我。
　　
　　桥梁工地的负责人在桥墩上挂上了一张毛主席的宝像，然后把所有的民工组织起来，在桥墩前站成了一片。负责人对大家讲了我的错误，然后就让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请罪。请罪的方式就是先由犯罪人背诵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然后就忏悔自己的罪行。我记得自己背诵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段语录里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老百姓的庄稼”的条文，与我所犯错误倒是很贴切，尽管我只是一个饥饿的顽童而不是革命军人。我痛哭流涕地对毛主席说：“敬爱的毛主席，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忘记了您老人家的教导，偷了生产队里一个红萝卜。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我今后宁愿吃草也不偷生产队里的萝卜了……”桥梁工地的负责人一看我的态度不错，而且毕竟是一个孩子犯了个小错误，就把我的鞋子还给我，让我过了关。
　　
　　但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向毛主席请罪的场面被我的二哥看到了。他押我回家，一路上不断地对着我的屁股和肩背施加拳脚，这是那种抓住弟妹把柄时的半大男孩常有的恶劣表现。回家后他就把这事向父母作了汇报。我的父亲认为我丢了家庭的面子，大怒。全家人一起动手修理我，父亲是首席打手。父亲好像从电影里汲取了一些经验，他找来一条绳子，放在腌咸菜的盐水缸里浸湿，让我自己把裤子脱下来——他怕把我的裤子打破——然后他就用盐水绳子抽打我的屁股。电影里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我是一绳子下去就叫苦连天。我的母亲一看父亲下了狠手，心中不忍了，就跑到婶婶家把我的爷爷叫了来。爷爷为我解了围。爷爷说：“奶奶个熊，小孩子拔个萝卜吃，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这样打？”我爷爷对人民公社这一套一开始就反感，他自己偷偷地去开小荒，拒绝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我爷爷1958年时就预言：人民公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后来果然应了验。但当时他是被当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老顽固看待的。根据这段惨痛的经历，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枯河》与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我的小说《红高粱》里有一个王文义，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我不但用了他的事迹，而且使用了他的真实的名字。我知道这样不妥，但在写作的时候感到只有使用了真实的名字笔下才能有神气。本来我想等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是等我写完之后，改成无论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小说也在村子里流传，王文义认识一些字，电影和小说都看了。他看到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是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地糟蹋人呢？我父亲说，他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个土匪种”，难道我是个土匪种吗？这是小说。王大叔说，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把我写死我不高兴。我父亲说，儿子大了不由爷了，等他回来你自己找他算账吧。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去看望他，也有个道歉的意思在里边。我说大叔，我是把您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了一个大英雄。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有了”的大英雄吗？我说后来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们也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听说你用这篇小说挣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