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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洋泥巴”

  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他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又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问题。
  
  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从嘉庆开始,大清国就已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道光继任后,再次重申禁令,这是他第一次禁烟。
  
  其时道光对鸦片的态度,主要是把它跟“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认为吸食鸦片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还会怂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
  
  这么坏的东东,当然不能予以容忍,一定得撸下来。可是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你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偏偏当时急着要道光办的大事特多,海运糟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他忙这些去了。
  
  忙完以后,道光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然而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
  


  继道德纲纪外,道光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那就是还拐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所以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自明朝以后,全世界的银子才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国度。
  
  道光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如何持家,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可是根据御史递上的报告,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每年都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好像不多,然而如果对比一下帝国窘迫的国库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分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火大。说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鬼子竟然就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
  
  道光第二次下达禁令。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全国,各地官员,从县令到督抚,实行全民总动员。
  
  不就是鸦片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敢跟我叫号?
  
  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大风大浪都经历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能量。
  
  反馈上来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报告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连道光自己都确信已经“天下无贼”,至少在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于顶风吸食或私栽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宣布第一次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到第二次发布禁令,已接近两万,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就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就这样,那些御史们还嫌皇帝不够闹心,又在奏折中添油加醋,将上千万说成是七八千万,给道光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人家平时连碗汤都舍不得喝啊。现在你们还要抢他银子,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千万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这个可怜人的心,蹂躏着他的感情。
  
  道光出离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他宣布第三次禁烟,这次不比以往,要动真格的了。
  
  1838年9月,两位王爷都受到了削去爵位的严厉处分,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处分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但是刚朝皇亲国戚开完刀,道光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走私烟土一万余两!
  
  这回倍感震惊的是道光。他这才发现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强敌,再按部就班,一点点来,无疑还是在瞎忙一气,最后也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收获不到。
  
  得出重手,使绝招。
  
  道光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贸易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贸易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说起道光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想到了林则徐。
  
  林则徐的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所以林则徐的家境很差。不过穷归穷,他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
  
  某天,林则徐和同学出去玩,看见一老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他同学玩赖,中途用脚踩住一文铜钱,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他做两广总督,那个同学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老同学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
  
  找人一问,林则徐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你都要贪,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还会保持廉洁。
  
  这个同学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分到了别的省,此后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所以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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