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岛链”，光一个“石壁”，也够洋鬼子喝一壶了。修好“石壁”后，颜伯焘放话出来，说如果英军敢来厦门，那是自寻死路，我一定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颜伯焘不怕英军来，就怕他们不来，以致使自己错过立功报恩的大好机会。
　　
　　世上的事，没有比等待更令人心焦的了。偏偏义律还很不给力，迟迟不动身北上，老在广州那里左一茬右一茬地磨蹭。颜伯焘实在着急，只能竖起耳朵打听，随时捕捉那里发生的风吹草动。
　　
　　不打听还好，一打听，才知道奕山不仅打了败仗，“赎”了城池，还欺瞒皇上，这下把颜伯焘给气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把奕山从广州城里提溜出来，好好地揍上一顿。弹劾奕山的那份密折，就是出自颜伯焘的手笔，在这份奏折中，他不避嫌疑，也不怕惹怒皇上，再次保荐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
　　
　　道光看了之后不置可否。过了不久，发来谕令，说战争已经结束，让颜伯焘减少海防兵力，这样可以省点军费。
　　
　　颜伯焘的消息比道光灵通，判断也更准确，他可不相信战争结束这种说法。再说了，战争结束，对道光可能是利好，对他颜伯焘而言，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坏消息：都不打仗了，他苦心经营的“石壁”给谁看呢，还有他对皇上的耿耿忠心，还有他痛歼“英夷”的雄心壮志，不都堵在那里了吗？
　　
　　可是另一方面，圣旨颁下，又不能不敷衍一下。颜伯焘是老官僚了，做这套可谓游刃有余，先“压”，装着没收到或是没来得及办，再拖——要下面的官员调查，下面调查完了，他再调查，他调查完了再研究，他研究了再请旨，一套官僚主义流程办下来，好多天过去了，颜伯焘拿出的，不过是一份酌定裁减兵员数量的单子。
　　
　　这份单子还得上报皇帝批准，来来去去，又要许多天，所以自始至终，福建海防其实一兵未减。
　　
　　颜伯焘的预计与英军攻击的首选目标完全一致，璞鼎查要占领的正是厦门。就在颜伯焘把那份单子发出去的当天晚上，英军舰队开到了厦门口外。
　　
　　1841年8月25日，英军穿过外围“岛链”。“岛链”里面有炮台，但只有很少的几门炮，隔靴搔痒，起不到什么作用。
　　
　　接着就轮到了让颜伯焘引以为豪的“石壁”。
　　
　　大兵压境，颜伯焘一点都不惊恐，他只有兴奋：终于出溜到这里了，打的就是你。
　　
　　1841年8月26日，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从三面“兜击”英军。
　　
　　“石壁”第一个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对这种防御工事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军官夸张地描述说，你对着“石壁”放炮，就算放到世界末日，都伤不到里面的守军。
　　
　　发现正面打不垮“石壁”，英军再次祭起“侧后包抄”这一战术。要说颜伯焘对广东情报是搜罗得很全的，对此早有防备，但要命之处就在于，他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广东方面宣传的当。
　　
　　从沙角之战，到横档之战，再到广州之战，英军每次都从侧后发动袭击，但中方的口径从来不说是英军袭击，都说是“汉奸”所为。汉奸能有多少能量呢，适当提防一下就行了。于是颜伯焘虽守了侧后，但是派去的守军不多，也没有添置火炮，当英军主力来袭，只能以鸟枪、刀矛、弓箭甚至石头来匆匆抵挡。
　　
　　半小时之内，足足耗去颜伯焘半年心血的“石壁”体系便散了架。亲眼目睹这一场面的颜伯焘痛彻心扉，禁不住与身边的官员一起大哭起来。
　　
　　他不能不哭，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从来没有想到过后退，但仍然被打败了，这个败还不是那种光荣的败，是毫无尊严和骄傲的败。战后统计，守军减员达300多人，包括总兵在内的将领就战死了8人，而英方伤亡仅有17人，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颜伯焘痛骂过奕山的无能无耻，可当败局已定，他也只有仓皇跑路的份，因为他的勇气早已被无声吞噬，剩下来的只有惊慌和不知所措。
　　
　　在这无比现实的世界里，不管我们曾经怎样豪情万丈，一旦剥开假面，其实亦不过是一些命运的傀儡或弃儿。
　　
　　1841年9月13日，道光收到了厦门失陷的奏折，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遂赶紧谕令其他沿海各省加强防范。
　　
　　这个时候璞鼎查已经奔着浙江来了，负责浙江军务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
　　
　　裕谦和琦善一样，都是满蒙贵胄出身，但他这个家庭实施的是完全汉化的读书教育，这使得裕谦从小就规规矩矩，读书考试一样不少，之后考中进士，更成为上层八旗子弟中值得夸耀的例子。
　　
　　裕谦在官场中也属于二线人才，比较勤勉，就是天资差了点儿，始终干不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政绩，这导致他一直升得不快，老在知府一级徘徊。
　　
　　正是鸦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裕谦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道光将其破格擢升，短时间内连跳几级，以钦差大臣直接署理（也即代理）两江总督。在给裕谦的谕旨上，道光写道，我会早早晚晚候着，等你报来捷音（“朕惟伫望捷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