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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奸臣与忠臣

  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这次谈话的主角,一个是咸丰,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
  
  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就是军机章京。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所以也被称为“小军机”。
  
  彭蕴章在当时很有名气,一辈子写了很多书。若是将他写的书一本本码起来,比他人还高哩!然而此人有学问归有学问,却是食古不化,在政务上迂腐得很,是一个“有学无识”的典型。
  
  咸丰跟他聊天,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
  
  咸丰说:“你想不到吧,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竟能建成奇功!”
  
  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
  
  于是他来了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小小百姓,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随者以万人计,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让咸丰脸色大变,沉默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手中又掌握兵权,对满族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应该说,有这个因素,但这并不能概括全部。清代并非没有汉臣掌兵权的先例,比如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谣言满天飞。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有满满一筐,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要替祖先报“宋金之仇”云云,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睬。
  
  其实很多时候,忌谁不忌谁,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谁是纯汉臣?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
  
  因为对方是汉臣,就想着要给其穿小鞋,那可叫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
  
  其实在曾国藩之前的江忠源,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还被授以安徽巡抚?
  
  这件事应该说是个案,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抓住了两点,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搞怕了,唯恐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秀全”来跟他捣乱;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


  
  在咸丰眼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但两人并不相同——江忠源的定位是武将,任务就是打仗;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虽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名义,其实是赤手空拳,竟能一下子支起如此大一个摊子。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成为一个“曾秀全”?
  
  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想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让人防不胜防。
  
  人心之复杂难测,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经过深思熟虑,咸丰决定收回成命,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专办军务——反正打仗要紧,就是让你当湖北省长,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
  
  话虽这么说,可咸丰的朝令夕改,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后,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
  
  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
  
  曾国藩的脸色变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儿起色,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的时候,得到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
  
  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然而他有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没有!
  
  这种时候,最好是朝中有人,能帮着说上两句,可偏偏朝中无人。当年的座师穆彰阿身为首辅之际尚不为咸丰所喜,何况早就被咸丰赶回家,闭门思过去了。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
  
  关于杨震,有一个极著名的桥段,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晚上给他送钱。杨震拒而不受,并且说:“我们是老朋友。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可是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送钱者愣了愣,还没回过味来,以为杨震担心事情败露会使名誉受损,因此赶紧压低声音:“您老别怕,天黑着呢,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碰到这么不上路的,杨震只好拉下脸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
  
  一席话说得来人羞惭满面,落荒而走。
  
  杨震能力出众,又廉洁奉公,出仕二十多年,官衔只升不降,一度位居太尉。那时候的太尉可掌全国军事大权,比清代的首辅还吃香哩!
  
  这样一个大人物,没有丝毫把柄可握在别人手上。但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一通耳朵咬下来,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结果罢免了杨震的太尉之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杨震气不过,在路上便服毒自杀。他死前留言:“以杂木做棺材,以粗布做寿衣;不回祖先墓园,不要设祠祭祀。”
  
  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而对方的不幸遭遇又令他悲从中来。
  
  对于身处前线的曾国藩来说,这种感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当你竭尽心力,顽强苦斗的时候,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到你最后极可能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当然,这些都只能在心里面嘀咕。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咸丰其实并没有慢待曾国藩:你以前是侍郎,现在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
  
  再说回去,古来忠臣一个样,曾国藩和杨震记恨的都不是皇帝,他们恨的是专门拆自己人台的彭蕴章之流。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他是想利用这个职务,好好地经营湖北;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逐步逼近天京——这种稳扎稳打战略,倒与安徽石达开的作战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
  
  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战略构想最重要。曾国藩上书咸丰,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
  
  咸丰却忍不住了。战事拖得越久,越要消耗银子,他能有多少银子去消耗呢?就此而言,太平军拖得起,他拖不起。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
  
  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你又不是湖北地方官员,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职责呀!别废话,快点儿动身吧!
  
  再赖下去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率军东下。
  
  要出武昌,就得先闯田家镇。
  
  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堪称天险。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还是由西顺江而下,都得问它答不答应。所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日军要进入武汉,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
  
  武昌失守后,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拿京问罪,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
  
  秦日纲的军事才华十分有限,指挥能力乏善可陈。参看一下秦日纲指挥过的战役,也是败多胜少。


  
  不过此君无才固无才,却有“忠勇信义”——说白了,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你让他干甚就干甚,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
  
  在太平天国早期分封的诸王中,秦日纲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高于任何朝臣。但他却可以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
  
  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他一点儿折扣不打,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等到天京事变,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他又马上翻脸,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正因如此,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秦日纲都能够高枕无忧,吃香喝辣。
  
  很多时候,奸臣与忠臣,奴才与人才,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不过这一次,杨秀清又用错了人,并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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