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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我与世界的联系

  应该谈谈我是怎样想起写书名冠以“中国”的一本书的念头的。
  
  那还是在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在疯狂的劲头上,我第二次劳动改造释放不久,从我劳改的西湖农场又回到就业的南梁农场当农工。可别以为这个“西湖”是杭州美丽的西子湖,那原来是大西北贺兰山下的一大片沼泽地和白花花的盐碱滩,后由劳改犯人开辟出来成了农场(见拙著《我的菩提树》)。“南梁”则是位于“西湖”西边的一道高高的沙脊,西北人将呈长条状的丘陵地都叫做“梁子”。西湖和南梁两个农场只隔一条铁路,鸡犬之声相闻,我劳改释放就跨过铁路到南梁农场当农工,政治运动一来我又被押过铁路去到西湖农场劳改,方便得很,好像这两个农场结成“文革”中常说的那种“一帮一”的“对子”似的。
  
  到南梁农场,我这个农工仍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资格“学习”,没有资格跳“忠字舞”,没有资格听“传达文件”,没有资格阅读《参考消息》,甚至没有资格向人打听只有革命群众才可知道的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除了在批斗会上充当批斗的靶子,任何大会小会我都不能参加,而那时我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革命群众也很少把我拉出去批斗。
  
  总之,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指导下,我只是一个“促生产”的工具,好让革命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抓革命”。在革命群众忙于革命,没工夫生产时,我就去顶班,放马的要革命了我去放马,牧羊的要革命了我去牧羊,喂猪的要革命了我去喂猪……这样,倒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全能的农业劳动者。就在这年秋天,我被派去顶放羊的班。一人放300多只羊,早出晚归,也无所谓草场,哪儿有草就将羊群往哪儿赶,只需把头羊管好,注意不让羊吃了成熟的庄稼,放羊还算是个很省力的农活。荒原上的野草稀稀落落,羊群星星点点地散在草地,人站在中间,仿佛和世界隔绝,常有不知自己现在生活在什么年代的感觉。
  
  交接班的时候,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放牧必须有的鞭杆、干粮袋、水壶和一个准备装生在野外的羊羔的染满羊血的帆布口袋,牧羊人还移交给我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原来,农场遵照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给牧马放羊的农工一人配备了一个这种传播媒体,以便于他们在野外随时随地能听到最高指示。按不成文的规定,像我这种“分子”是不能拥有收音机尤其是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的。当时,所有的外国广播电台都算作“敌台”,在农村,人们甚至以为收音机不但能收听广播,还和发报机一样可以向敌人发出情报。偏偏我顶班的这个牧羊人没学好,没有和我划清界限,竟然糊糊涂涂地把收音机也交给了我。
  
  半导体收音机在那时算“高科技”产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新奇的东西。黑色的机身包着黑色的人造革,革面像人身上起的“鸡皮疙瘩”一样布满突点却又闪闪发光,机身上有几个带齿轮的旋钮和开关,还没有一点磨损的痕迹,显然牧羊人压根儿没用过它。它虽有一股我熟悉的羊膻味,却又有一股我从未嗅到过的无可名状的非自然的气味,把它和土制的烂鞭杆、破皮袄、瘪水壶放在一起,距离遥远的时代一下子被压缩变形,给人一种极不谐调的、仿佛超现实主义静物画的感觉。刚开始我还不会摆弄,怎么弄都弄不响,又不敢向人请教。七搞八搞,机身后掉下一片塑料,才知道它需要安电池。那时,电池是要凭证供应的,幸好值夜班的农工配有手电筒,涎着脸皮向值夜班的人讨了两节电池来,一安上,果然嗡嗡地响了。
  
  没想到通过它竟能够听到外界发出的声音,我竟然可以比革命群众知道得还多,我不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不用想方设法去打听道听途说,手里有了这玩意儿,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只听听那沙沙的电波声,枯寂的荒原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头顶上那一方蓝天立即显得更为辽阔,以至于无边。将羊群赶出羊圈,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凑到耳朵上。
  
  一天,它忽然发出阔别多年的外国乐曲声,好像是哪部交响乐,听到它的华彩段,简直飘飘欲仙,围在我四周的羊群如穿白衣的仙女,一个个在荒原中拂袖起舞。
  
  于是我在两个世界中穿行,而两个世界全如梦幻一般,最终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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