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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数字化生存”

  那时,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认得清中国!
  
  这一年,听到农场的大喇叭广播了国家发布的正式消息,说刘少奇不但是一名“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我总弄不懂刘少奇怎么可能是“内奸”,是国民党“埋藏”到共产党内的“走狗”。国民党如果有这么大的政治感召力,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使一名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共产党第二号领袖臣服于自己,怎么会被共产党赶到小岛上去?有自己的“走狗”“埋藏”在对方阵营当上副主席,离完全掌握对方也差不多了。
  
  早在1967年我还在劳改队时就隐隐约约听到这种谣传,这个荒诞的传言使我马上联想到1953年的贝利亚案件。斯大林死后,苏联很快发现了也相当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号领袖的贝利亚是“某国的间谍”!这样说来,苏联也几乎一直是受“某国”领导,或“某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联的政治。这样怎么会有“冷战”和东西方的对峙?或是整个东西方对峙的“冷战”都是“某国”一手导演的?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持怀疑态度。不要以为劳改队是个不能自由表达意见的场所,恰恰相反,旋风的中心最平静,落到深渊地底的人便无所顾忌了,只要不在队长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尤其对我这个“可靠”的人说。在“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自由论坛”大概就在各地的劳改队里。但即使是较有头脑的、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来劳改的知识分子犯人,也对这个谣传深信不疑,认为刘少奇很可能会替国民党干事,贝利亚更会是潜伏得很深的“某国”间谍了。现在坐实了刘少奇果然是个“内奸”、“走狗”,全国革命群众都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并不为领导了自己多年的副领袖不过是敌人的一条“走狗”而痛心疾首,还以为又是一次胜利。这种出乎人之常情的表演,使我开始明白真正有力量、真正能动摇人心的不是真理而是政治谎言。
  
  我多年来一直喂猪、牧马、放羊、干农活,没有参加“学习讨论听报告”,我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有权参加“学习讨论听报告”的革命群众却对领导发布的任何一条荒谬不经的消息都深信不疑,心折首肯,于是我逐渐明白,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学习开会”,不是提高而是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智力水平。
  
  从我与猪马牛羊打交道的经验看,猪马牛羊比人要聪明得多,因为它们不用概念思想,完全凭感官去感觉,它们听不懂广播读不懂报纸,绝不会被“说服”,它们是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人,因为会用概念思想,才会被语言操纵,滑入先验论的泥潭,最容易上当受骗。
  
  人,毕竟生活在围绕着自己的现实环境中。人,即使作为一个生物,也需作为一个活着的生物的必要生存条件。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展开分析,才能了解中国人当时的心态。因为要用语言操纵人,必须先营造一个使人便于操纵的现实环境。那么,在一个很长时期里,社会所给予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什么呢?
  
  吃:每人每月25市斤即12.5公斤食粮,1市两即50克植物油,2市两即100克肉类,2市两即100克食糖,它们一一登记在居民的“供应证”上。但人是流动的,这些数字有时又不得不随人的流动从“证”上转移出来采取一种物理形式的存在,也就是变成“票”。于是一时间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满天飞。据说上海还发行过0.5市两即25克的粮票,这只有精打细算的上海人才发明得出来(现在这种粮票称为“小粮票”,成了收藏家极为珍贵的收藏品,每枚价格高达人民币1000元)。其他主要副食品如鸡蛋、豆腐、粉条、水产品、蔬菜,一律凭每家每户的“副食品证”(同样也有“副食品票”)购买,其数量视各地的生产情况而定;


  
  穿:每人每年棉布10市尺即3.3公尺,棉花(这是居住在北纬28度以北的中国人的必需品)8市两即400克,要说明的是,在“穿”的供应数量里,居民不仅要维持身上衣着的体面,还须兼顾夜晚的保暖,就是说床上用品也包括在内。年轻人结婚,首先要向亲友收集一定数量的“布票”,不然便布置不出一个“家”来。有的地方买布鞋也要“布票”(买皮鞋则需另一种“工业品券”);
  
  用:包括家具、炉具、肥皂、棉线、锅碗瓢盆等等,直到火柴香烟(有的地方香烟另有“烟票”),凡正常人在人世间手之所及目之所视的东西,都要凭政府(“文革”中称“革委会”)发的“供应证”或配给的上述“工业品券”才可到商店买。买一筒牙膏,除了证和钞票还要外加一个空牙膏筒(俗称“牙膏皮”),这是回收废旧物资的好办法,是唯一值得我们现在继续实行的,可惜没有继承下来。城市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燃料,另有一种票,或是凭证购买,老百姓将这种证俗称“煤本儿”。“工业品券”简称“工业券”,以“张”为计算单位,每种商品需多少张券各有不同。要买一件在市场上紧俏的工业品则须积累好几年的“工业品券”;

  
  行:且不说在“行”上的人身限制,每位旅客都需持有当地政府开出的外出旅行证明才可购买车船票,即使是农村公社的农民出村讨饭也需“逃荒证”,那是另一种形式的“证”。这里主要是谈消费的分配。公共交通费用,在当时倒是很低廉的,但和西方人需要汽车一样中国人需要的自行车,那时只有三种牌号:“飞鸽”、“永久”、“凤凰”,按地区居民人口的百分比分配,以我所在的农场为例,大约是每三百人一年能分到一张“自行车票”,有的地方积蓄到一定数量的“工业品券”也可购买自行车;
  
  住:除少数被照顾的特殊人士和华侨,已基本上取消了城市住房的私有制。到“文革”,被照顾的少数人士和华侨也不再照顾了,私有房全被侵占没收。中国所有的城市干部工人居民的住房,完全仰仗国家分配。在改革近20年的今天,以上所述食、衣、用、行各方面都有彻底的改观,唯独“房改”一直很难推行,成了我们改革中最难的难点之一,就可见当年国家在住房上投入极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978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还低。这个平均量还是由住房不太紧张的中小城市抬起来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市民每人平均住房不到2平方米,铺不下一张床,比我放牧的马匹占的马棚面积还小。这样一点点居住空间,对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和道德上的损伤,已有很多小说形象地描绘过,在此不赘述。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以上那些琐碎的、一点也不生动的数字,是要向现代生活在电脑联网、卫星播送、传真通讯、移动电话等等数码技术形成的被称作“数字化生存”中的人们,提示一下中国人还曾经生活在另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环境中。
  
  在世界历史上,固然有不少国家实行过生活必需品配给制,但那都是在战争期间采取的临时措施,如1917年冬季的柏林,每个市民每星期所能够领到的食物仅有3磅马铃薯、1个面包、30克奶油和75克肉,鸡蛋每人每月只有1个,德国人惨痛地称这段时间为“洋大头菜之冬”。今天,伊拉克人也因侵犯科威特自食其果,过着这样的生活。长期实行消费品供应配给制,将它制度化起来的,只有20年前的中国。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在老百姓看来,“计划经济”主要就体现在这种数字化生存上,而似乎不再有其他什么计划,更不会关心其他方面的计划。“社会主义”就等于这种“数字化生存”。
  
  现代的数字化生存使人们在瞬间即能获得来自全球甚至太空的信息,而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长达20多年里,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一种数字化生存,是将人全面地封闭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信息来源只有官方规定的一条渠道。

  
  上面开列的那张单子,根据的是我生活的银川地区在20多年数字化生存中的平均数。偌大的中国,生产状况肯定是不平衡的,因各地生产状况不同,各地的供应数量也不尽相同,但大体在那个平均线上沉浮。与此同时,奉行的又是“高就业低工资”政策,所有的干部工人,即我们现在称作“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在这很弱的支付能力之内,再将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必需品的供应数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就形成对人的行为与思想最严厉的钳制,根本不另需别的什么法律条文来约束了。这种数字化生存,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将对人的支配和对物的分配结合于一手”的社会体制,是“亚细亚家长式统治”最好的温床。
  
  试想,每家每户每人,天天月月年年,都必须仔仔细细地将自己的支付能力在一大堆标明各种数字的票、券、证中作出最合理的支配,将货币形式的工资在各种票、券、证之间作出最经济最符合数学的搭配,力求使自己在维持生命的基础上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在这样的数字化生存中,他们哪还有精力和心思关注各种票证数字之外的事?怎么能再去“关心国家大事”?这种数字化生存很自然地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过自己小日子的专家,而不可能对世界和中国政治有理智的分辨能力。“国家大事”只能由领导者去操办,领导者指向哪里人们也只能走向哪里。人的全部脑力花在肉体需要上的时候,精神的需要只能由领导者来饲养了:“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但那时我认为领导者也未必了解中国。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已经失控。不论是从打倒政治对手出发,还是从真正为了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崭新的国家的良好愿望出发,都毫无必要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挑起这场空前激烈的相互残杀,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到1969年,距发动“文革”已经过了3年,稍有理智的人都可看出这场政治运动逸出了发动者的初衷,除非发动者本人失去理智。而发动者当然是位伟大人物,绝顶聪明的天才,可是绝顶聪明的天才也不了解中国!以致政治绝对权力完全在握的时候也不能操纵自如。
  
  这么庞大悠久复杂的中国,谁能奈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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