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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统治者的宝典

  我恰恰被排除在那种数字化生存之外,被排除在学习开会、讨论发言、听传达文件和“最高指示”等等的幸福之外。我不需要为各种票证的数字操心,我等于是一匹完全靠管理者喂养的牲口,给我吃多少我就吃多少,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衣服是管理者发放的,冬棉夏单,衣服式样甚至衣服的大小都不由我选择,维持我作为一个生物得以生存的衣食条件,都仅仅限制在使我能继续劳动的最低水平线上;“工业品券”、“自行车票”根本就没有我的份;自1958年被投入劳改不久,我很快就把用肥皂洗脸洗澡和刷牙的习惯改掉了,从此不用肥皂和牙膏;我抽的是土旱烟叶(类似新疆的“莫合烟”),那种老乡在田边地角种的烟草也不在数字化控制之内。生活上我没有资格分配到什么,无须过问分配的数字和数字的变动,内心反而比革命群众平静。既然不能学习开会,就受不到宣传教育的影响,与当时的“毛泽东思想”无缘,因而没有被煽动起来批判自己和斗争他人。内心的平静又加上了内心的冷静。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无情地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和向他人作无情斗争的人们,很大程度的确出于一片狂热的真诚,就因为他们有那种学习开会受教育的幸福。诸如学习开会听传达文件和彻夜敲锣打鼓地欢庆发表“最高指示”等等形式的群众性社会活动,起着极大的煽情作用。燃遍中国的燎原大火不是从森林草原上而是从会场上点燃的。


  
  社会把我逼进一片真空。但在我这个小小的缺氧的真空角落,“文革”的一丝火苗都舔不进来。当时,我处的这种位置被称作“文革的死角”,革命造反派正四处寻找这种大炮机枪射不到的“死角”,进行革命的“横扫”。但由于我并没被当作“人”,不过是件生产工具,所以侥幸地逃脱了。“死角”有“死角”的好处,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享受其实也是一种束缚,什么都享受不到的人也就摆脱了一切束缚;什么都享受不到也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我,才能够以平静和冷静的心态冷眼旁观。
  
  在这窒息的真空中,如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里描述的人物,出于一种本能的读书爱好,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也是管理者所允许的透气的缝隙,那就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我炕头的草席旁边摆满了请别人替我从农场图书馆借来的马恩列斯的大部头著作(那是红卫兵清除图书馆的“封资修”后唯一允许保存和出借的图书),一本一本和砖头似的。农场干部有时也到我们单身汉居住的寒舍来分派农活,看了竟以为我是拿它们当作枕头用的,也不过问。然而对于我,回到那间四面透风的土坯房,不管别的农工怎样吵闹,我一翻开书卷,就有一股强劲而清新的气流扑面而来。每一个读者当然对书中有关自己境遇和命运的话语最感兴趣。我发现有一段直到今天也未被任何学者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话,简直可以作为垂至万世的统治者的宝典,仅仅那一段话就比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ThePrince)全篇还有价值,极其精辟地总结了历史的统治术和给后代统治者指示了教训。那时我读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在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1975年6月第1版中,这段话在6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11月第1版中也在679页。现在我将它抄录如下:
  
  ……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其篇目为“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原著括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今天的一般读者读了以上那段话也许觉得平淡无奇,除非是有志于成为大企业家的人还能动心,从中品出滋味,得到教益(顺便说一句,现在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挑选我企业中的管理人的)。但当时我在读到这段话的那一刹那,才真正体验到“醍醐灌顶”这句成语形容的是什么感觉。头脑中陡然“铮”地一响,竟震得我捧着书本的手发抖,字符在昏黄的灯光下旋转起来,像是猛地受到一下电击。


  
  我恍然大悟,我并不是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统治之下,而是生活在一个极其愚蠢、更不英明的统治之下!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什么会延续得那么长,连最后一代“异族”统治的清王朝也长达近300年之久,就在于封建统治者实施的科举制度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地“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统治的上层能“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儒家教导人“学而优则仕”,戏曲诱导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仿佛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下苦功读书,就能挣扎到金殿传胪,成为“优秀人物”,进入上层统治圈。清王朝以汉族人自古以来最不能接受的“异族”入主中原大地,唯恐汉人不服,又是“扬州十日”,又是“嘉定三屠”,又是“留发不留头”,被杀的汉人无数,而清王朝马上开了“博学鸿词科”,被杀的汉人墓木未拱,亲友子弟便应考的应考,做官的做官,当大清的顺民去了。这正证实了马基雅弗利说的,“你可以杀父亲,但不要堵塞儿子晋升和致富的道路,这样你的统治才会巩固”。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甚至做到了不分民族地任用汉族人来“补充自己”,王朝末期还靠汉人来挽救自己的危亡。曾国藩两江大营打下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立即将沦于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清王朝周围。
  
  可见民族矛盾也好,阶级矛盾也好,都是能用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政策来化解的。在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全是严格地把握着科举制度这一关的。只要科举制度出了弊病,也就是在“挑选优秀人物”进入上层统治圈上有了漏洞,这个王朝便马上岌岌可危,面临崩溃。
  
  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熟读了马克思著作的,毛泽东同志本人又非常重视历史的反面教训、反面人物,还有意地树立些反面人物出来不时敲敲打打。既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就应重视马克思这一精辟的总结,反面经验正面用,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阶级之间的开放和流动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可是,当前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奉为圭臬的阶级政策,不但排斥被统治阶级中优秀的,并愿归顺“无产阶级”政权的人为其服务,还用各种方式一拨一拨、一批一批地迫害他们,同时在教育上、社会待遇和生活待遇上堵塞他们的后代进入上层(至少是成为“无产阶级”)的任何机会,不论被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后代们多么“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直到被统治阶级后代的后代,都始终将其视为一个敌对阶级加以防范,令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没有“基础”的,是绝对不会“巩固”的(“文革”后期有了点觉悟,出台了“可教育好的子女”政策)。


  
  如果说我在那种被当作牲口驱使、喂养和看管的生活中还能对自己的将来产生一线转变为正常人的希望,那就是受了马克思这句从未被人注意的话的启发。
  
  从此我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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