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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存在决定意识

  不用再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的话一一和当时的政策对照了。总之,其中任何一句话都和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即这种“数字化生存”环境不符。当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必要也不可能和理论的社会主义相符,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看待世界与社会方面,即被称为“世界观”上,总须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吧。那时,还有一部被列为“干部必读”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这是一部最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读物,喂猪放羊时我捧着它几乎手不释卷。毛泽东曾引用过里面“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那句名言,而这句话的前两页就明确地阐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自然产物。将这部书散发给全党学习,以指导党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又要求每个党员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领域里“狠割资本主义尾巴”,简直是个悖论!
  
  现在再作理论上的清算已毫无必要。历史最终顽强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历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领导者是真诚相信自己所信仰、理解和自我形成的思想体系才能使全中国人民幸福,其他一切理论全是“封资修”的谬论。不管奉行那种阶级斗争理论造成什么恶劣的社会效果,其出发点应该是出于一片“解放全人类”的真诚愿望的。“阶级斗争”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扩大化,也有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国际影响的种种复杂因素。过去,我们把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崇奉的理念包括宗教在内,都斥之为一种“欺骗”,认为是那些统治者们制造出来有意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他们的理论包括宗教都是他们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设的圈套,似乎他们自己并不信奉,聪明狡诈地置身于这个圈套之外。这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完全相信他们所崇奉的“王权神授”和儒家的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统治者也完全相信他们所崇奉的“自由平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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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自身的意识形态。这里不存在欺骗和不欺骗的道德问题。如果说是迷误,也不是哪个人哪个阶级的迷误,而是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迷误;愚蠢和荒谬不等于欺骗和恶意。术士相信炼丹术,神父相信上帝,义和团相信使他们刀枪不入的各路神明,神婆子虔诚地相信她供奉的黄鼠狼。何况当时所实行的数字化生存除了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外观,还体现了绝对的社会公平。
  
  拿上述的粮食供应来说吧,重体力劳动者和轻体力劳动者的供应数量就有区别,炼钢工人之类的超强劳动力每月可供应到60市斤即30公斤,刚生下的婴儿也有一份5市斤即2.5公斤口粮,那是为母亲哺乳而配给的;扫大街的清洁工甚至比坐办公室的领导干部粮食配给还多。特权只是具体操作上的例外,在数字化生存中是一律平等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每年要在这种“计划经济”上绞尽脑汁仔细算计,连一个刚诞生的小生命都不遗漏,长此以往,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数字化生存当作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最后连最高领导人自己也深信不疑:这种消费品供应的分配制即数字化生存,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唯一合理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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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975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对未来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远景描绘的文章中,竟预示“物质极大丰富”后共产主义社会里实行的“各取所需”,各个人的“所需”也是由共产主义公社来分配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汽车,钢琴也不是每家所必需的”),把高举了近百年的共产主义旗帜上书写的光辉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译文,正式修订成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什么叫做“按需分配”?我们从50年代末期开始长达20多年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人人都分配有他必需的一份不也是“按需分配”?
  
  可见制度化的结果必然会生成一种适应它的意识和思维模式,以致把未来又未来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想象成用各种票券证构成的数字化生存,只不过品种和数字增加了而已。真应了马克思引用海涅的诗: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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