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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谁能充当“新的幸运骑士”的思想代言人?

  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曾是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那时,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说出来便可轰动世间,家家传诵,洛阳纸贵,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作家很可能就是人民的代言人。其实,那不过是作家们说了人民群众“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要说又说不好的话”罢了,不是思想上的代言人而是感情上的代言人。作家们并不比一般人民群众有思想,而是比一般人民群众有勇气和写作才能,只要他(她)突破了某个“禁区”,就会成为闻名全国、众口赞誉的闯将。而那时中国社会的确需要闯将。不论现在和将来怎样评价所谓“新时期文学”,当时的中国作家绝对功不可没,在拨乱反正及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有力地配合了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那时交口赞誉的名篇中有的也许现在看来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像古董一样,具有绝不会贬值而且还会升值的历史价值。
  
  可是,到一个个“禁区”几乎都被突破了以后,在新的数字化生存逐渐普及到各家各户,人们开始有新的消闲方式和获得信息的来源,眼界更为开阔,自己也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以后,作家们和文学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了。在中国当代作家风光的时候,什么“明星大腕”还未出世,今天,中国作家们已不能望“明星大腕”之项背。作家们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从此潜下心来追求自己的艺术和积累自己的素材,也最终意识到了文学虽然需要思想,但作家毕竟不能充当更不能替代思想家。


  
  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悠久历史经验应该是我们民族的智慧,然而却常常变成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一个过分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又迈不开大步。我以为美国人之所以有较强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或说只有那么一点点短得可怜的历史,他们干起什么事情来才会轻装上阵,“打起背包就出发”。他们在全世界到处乱闯,即使碰得焦头烂额,也不去历史中吸取教训,因为那么一点点历史里的些许失败也不足为训,他们以实干在创造现在,让后人去将现在写成历史。而我们非常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历史教训的前提当然首先是重视历史,但仔仔细细阅读了几部中国史和世界史后,我常常会如梦似的溜进传统的中国玄学,衷心地折服老子的《道德经》,认为对中国和世界上的一切,最好的态度莫过于“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对万事万物皆不用操心劳神。有道是“哀莫大于心死”,其实,如果把“心死”解释为不动心的话,读历史和国粹读得多了不“哀”心也会“死”的。这大约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反对青年读国粹的原因。
  
  但处处存在着二律背反,正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与“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无所畏惧的”都能说得通一样,“哀莫大于心死”与“喜莫大于心死”也相同。“心死”,也就是达到了一种彻底不动心的“大欢喜”,即“入定”的境界。所以,一种“拒绝思想”的想法常常引诱着我。同时,另一种国粹的佛家学说,我觉得它提倡的“事来则应,事过即静”,倒是更高一级的处世态度。这并非消极,绝对是一种现实而积极的心态。因为这种心态的重点在于一个“应”字上。事情来了,管它三七二十一,不瞻前(过去的历史),不顾后(将来的历史),用老黑格尔的话说,都将它看做“一种个别的情况”,“举动行事”“全由自己来考虑、使自己来决定。”(摘自《历史哲学》)

  
  心灵不应该在历史中活动,而应该在现实中活动,去应付一件件现实的事情。读《日本历史》,井上靖说得对:“历史的讲授并不在于讲解过去的事情,而是在于培养理解现在的能力。”中国人因本国的历史悠久,是一个绝对不会不借鉴、不“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的民族。当中国人遇到“一种个别的情况”,“举动行事”“全由自己来考虑、使自己来决定”的时候,中国人不是像老黑格尔那样排斥历史的经验,而是如王夫之所言:“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从历史中发展出一种“变通”思想。这是中国人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如果拘泥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那我们便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能墨守成规,或是在社会完全变化了的时候仍然死抱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目光以为周围都是幢幢鬼影,“阶级敌人”无处不在,如“文革”时那样。中国人不仅会“变通”中国本国的历史经验,而且会“变通”外国的历史经验,小平同志就是“变通”的大师,这才会有今天如此良好的社会局面。
  
  我经历了如许沧桑,或许可以用自己的经历说明一点对“变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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