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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

  现在我想说沧桑中的一件事。
  
  还在1978年冬天,我在就业的农场劳动改造时,听见中央发布了一份“43号文件”,是关于“右派分子”命运的,那时还不叫平反而叫“改正”。“改正”的意思是将过去对某人的处分有不适当的地方加以修改,把处分“改”得“正确”,所以多半的“改正”还留下个尾巴(此人总得有点错吧,不然怎么会受处分?即使处分不太“正确”),而对被“不正确”处分了很多年,压在生活底层的人来说,拖条尾巴也很满足了,“改正”后他(她)就成了正常人,再不是“右派分子”了。从探亲返回农场的北京支边青年那里,又听到1957年文学界的“大右派”王蒙、李国文、刘宾雁、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都获“改正”的消息,何况我这个写了首诗的“小右派”呢?于是抱着点侥幸,身上裹着件破棉袄,腰里系根烂麻绳,怀里揣着希望,手里抟着湿汗,跑跑颠颠地从我放羊的贺兰山脚下到农场场部,蹲在场部政治处办公室的门口,瞅个空子就钻进去,涎着脸皮向政工干部要求“改正”。毕竟时代有了点变化,干部也不一口拒绝,脸上偶尔还挂点笑容,可是也不痛快答复,老说“研究研究”。习惯了活动在荒漠田野,来到称为“办公室”这样用砖砌瓦盖的雪白的房间,“办公室”马上给我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像庙宇似的庄严肃穆;看惯了牛马猪羊再看人,任何人都令我望而生畏。尽管办公室里一片嬉笑喧闹,人们谈论着票券证的最新变动,可是坐在里面的人正主宰着人的命运,他们像神一样的只接受别人的请求祈祷,绝不可被人冒犯和辩驳。


  
  他们说“研究研究”,就让他们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研究”吧,使我反复往返几十里路跑了无数次,真可谓“踏破贺兰山缺”。可是跑到磨穿鞋底,政工干部却严肃地告诉我,由于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又加了顶“反革命分子”帽子,“43号文件”与我无关,文件上明确规定,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连续“犯罪”的“分子”不在被“改正”之列。
  
  我是个又连续“犯罪”的“反革命”!
  
  “事来则应”吧。我们曾经历的一段特殊历史,你在任何一部历史教科书和小说上都找不到现成的经验,全靠自己来“变通”应付。“改正”的路子走不通,换条路子走!虽然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早春的气息已拂拂动人。门对我还关闭着,但社会上毕竟出现了一扇门。我必须有一块敲门砖去将它敲开。
  
  找个什么东西当敲门砖呢?我即使一人放三群羊,超额三倍地拼命劳动,顶多获得个“劳动能手”的称号,连“劳动模范”的荣誉都捞不到,何况那年我已42岁,扛麻袋挖渠沟明显比不过小伙子了。想到我既然读了那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不妨学旧时代的寒士靠写文章脱颖而出吧。“上条陈”,不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一条走上仕途的捷径吗?于是,收工后我就躲进马棚旁边一间堆放饲料的破土坯房里(谢晋、老李準、吴天明和丛珊、朱时茂都曾光临过这间土坯房),泥地上倒置一个铁皮饲料桶,上面垫一块切菜的砧板,在砧板上铺开学生作文用的稿纸,从生产队会计那里借了蘸水钢笔和蓝墨水,大做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文章写就,除了《人民日报》、《宁夏日报》和《红旗》杂志,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其他什么报刊,文章的长度是报纸不能容纳的,就投寄给《红旗》杂志吧。做论文像封建朝代的秀才做八股文一样当敲门砖做,可想而知它是怎样的水平。《红旗》杂志不愧是党中央最高的机关刊物,它每次都很负责地退回来,并附上一封很客气的退稿信。

  
  看来此路又不通,咱们再“变通”地换一条路!
  
  一天,同我两次劳改都在一个劳改农场的老难友从城里来看望我,见我炕上堆了一摞退稿,翻了翻,不屑地说,中国哪有什么政治经济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就是中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除此之外根本没有经济的学问。你不如写点短小的文艺作品,比如诗歌之类,投寄给文艺刊物。现在又重新强调学校教育了,你有作品发表,农场的领导才会发现你还有点文化,说不定能调你到农场的学校教书。他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回族上层人士,50年代初,曾以民主人士身份任过县长,后来莫名其妙地被划入一个“反党集团”。除了没有胡子,相貌活脱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复印件。我站在炕边的炉灶旁给他揪面片儿,他盘腿坐在我的炕头上,一手揣在怀里,一手透过房顶指向天空,他的话仿佛是来自他的阿拉对我的启示。
  
  我茫然地问他现在有什么文艺刊物接受投稿,他告诉我宁夏有个叫《宁夏文艺》的杂志已经复刊了,可以试一试。他一走,我便赶忙在砧板上再一次铺开稿纸,照他的指点试着写诗。可是咬烂蘸水钢笔杆也诌不出一句诗。当初,为了一首诗被打成“右派”,想不到劳改了20多年把诗兴也改造掉了,所有的事物在我面前都非常现实:天上有云要下雨,晚上有月亮好值夜班;马就是马,羊就是羊,牛就是牛,除了它们的肉可以吃之外,再想象不出它们还有什么诗意。想象力已极度贫乏,还不如平铺直叙讲个故事省劲。折腾了一晚上,终于在马嘶狗吠声中写出一篇有四千字的叫小说的东西。虽然20多年里没有读过一本小说,而且从未写过小说,不懂得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可是我积累的素材仅仅把它们不加修饰地写下来也有一定分量。
  
  第二天清早一开破木板门,恰巧碰见一位姓吕的天津女知青要到另一个农场的邮局去,我就请她代为投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斜睨着眼诧异地笑着看我的表情。她从小到大也没寄过这么厚的信,仿佛信的厚度会提高她的身份,为能寄这样厚、这样重的信而骄傲。而她果真发了出去。
  
  这就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
  
  接下来的事我想不必多说了。1979年在《宁夏文艺》上连续发表三篇小说以后,被当时在宁夏工作、任自治区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陈冰先生发现:这张贤亮是什么人?指示原来把我打成“右派”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已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判处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司法机关——银川市检察院和法院,及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共同组成专案组翻阅我的档案,才明白在“右派分子”之上又加上顶“反革命”帽子是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炒”出来的。今天,不论是商品图书或是作家明星之类的人物,越“炒”越热,越“炒”越红。“炒”能令商品升值,能使人物出名,过去的“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上批斗会的次数越多“罪恶”也越重,芝麻大的小“错误”也会“炒”到枪毙的罪过。


  
  在陈冰先生的催办下,政策落实得很快,同年9月我获得彻底平反(不只是“改正”),并当上了农场的中学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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